○ 评“三农问题”上的若干主张乡镇街道 ○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新一届政府面临的重中之重的问题。然而，“三农问题”的原因何在，出路何在，却见仁见智。在温铁军先生召集的“新乡村建设”会议上，杜润生、刘堪、朱厚泽、茅于轼先生分别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华西村则作为新农村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我感到，这几家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值得认真探讨。
一、工业化是农村的出路吗？
杜润生先生是八十年代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力倡者，他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问题。工业化提高效率，产生了以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为核心的“三农问题”；进一步工业化又能吸纳这些剩余劳动力，使“三农问题”自然消失。在此期间，不要随便改变承包制。至于那些集体致富的村子，如华西村，刘庄，南街村等，是大承包当年保留下来的800xxxx集体村，说明了党中央尊重农民的选择权。
看来，杜先生是乐观派。不过，我们应该知道，英国工业化过程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是靠向北美和澳大利亚移民解决的，美国东部十三州工业化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是靠夺取阿拉巴马山以西的印第安人土地解决的。德国、日本工业化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无处可去，只好对外发动战争，争夺“生存空间”。如果中国9亿农村人口能够向世界什么地方移民，或者中国实力足够强大，能够以低成本、低风险、高收益发动对外战争，那么杜先生的乐观的确可以成立。杜先生或许以为，中国可以成为“世界工厂”，通过招商引资而不是对外移民的办法，解决剩余劳动力。但是，据统计，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工作岗位总数仅为0.9亿，就算全部转移到中国，也只能解决部分就业问题。更何况，这将引起发达国家工人的强烈反对，促使发达国家的排外主义、特别是排华主义的政治势力抬头，给中国的国际环境带来诸多问题。即使一切都顺利，13亿人的中国，其农村人口降低到全国人口的1xxxx，则城市人口将达到11.7亿，超过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的总和，其所消耗的石油、煤炭、铁矿、水、土地等等资源将需要多少？中国能否承受？世界能否承受？
朱厚泽先生的发言只是给杜先生作了一个脚注。他大声赞美浙江的家庭工业，把浙江的家庭工业发展之路想像成中国在重温欧洲的产业革命之路。然而在跨国公司垄断全球经济的时代，浙江的家庭工业只能成为全球生产链的补充和末端，而不可能由此旧梦重温，发展出自主型的资本主义经济来。
显而易见，工业化无法成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杜先生把西方的今天看作是中国应该追求的明天，未注意西方工业化的空间可重复性以及时间可重复性，回避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生态灾难、压迫剥削和世界战争，这样就看不清楚“三农问题”的历史方位，只能为“三农问题”提供一条“有光明，没前途”的一厢情愿的道路。
研究三农问题，应该懂得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矛盾。承包制的确给农民带来了短期利益，但却使农民从合作走向竞争，从团结走向分散，损害了农民的长远利益。在兄弟相残的市场竞争中，农民处于市场食物链的最下层，农副产品的比价不断跌落，大量早已脱贫的农民返贫，造成今天的“三农问题”。八十年代初曾经让农民受益的承包制，到九十年代已经成了损害农民利益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唐朝初期搞的就是承包制，用农民的自身短期利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度也取得了农业的丰收，农民的富足。但同样是这种动力，却推动着农民间的相互竞争，促使土地兼并一浪高过一浪，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直到农民起义，王朝覆灭，十室九空。这意味着，检验一种制度或者思想的时间尺度其实应该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几千年。
二、怎样尊重农民的主体意识？
刘堪先生曾经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参与起草过不少“一号文件”。他认为农村改革的经验很多，首要经验是尊重农民的选择。大包干是真正中国农民的经验体现，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追求的目标。中央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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