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耕地不是唐僧肉乡镇街道  ○

7xxxx，粮食作物不能低于30xxxx，低于这个规模，种地的收入就上不去。所以说，搞规模经营是大势所趋，至于怎么搞法，可以再探讨，但前提是土地必须流转起来。何况在很多地方，农民确实有这方面的要求。人家在城里有工作，或者在外面有买卖，不愿在家种田，你非按着牛头强喝水，那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弃耕。这种现象，在全国已有不少。我们本来就土地匮乏，却还有良田撂荒，岂不可惜？而反观那些土地流转比较成功的地方，劳动生产率、每亩产出率和农产品的商品化比率都有很大的提高。我们有什么理由“趋害避利”呢？
   　　
   　　推动土地流转，政府要有所作为。当前土地流转的困难是，由于长期以来农民收入偏低，大家都没有多少积蓄，有些农户想搞规模化经营，可手头缺钱，买不起别人的地；即便有人买得起，农民也未必敢卖断。中国农民土地观念很重，视土地为命根。有些农民，已外出务工多年，可耕地还是要攥在自己手里，“宁可抛荒、不可失土”。为什么？说白了是外面的世界充满风险，一旦在城里呆不住，最后还得回来守着那几亩地。所以，要解决“买不起”与“不敢卖”的矛盾，政府就得站出来，助农民一臂之力。比如由政府垫资，开办土地银行。而土地银行的职能，一是接受土地使用权的分期抵押，为进城创业或务工的农民，提供贷款；二是把进城农民抵押的土地，按期限转贷给实行规模经营的农户。如此，土地银行作为中介，一手托两家，使想多种地的农民，可以从银行贷到耕地；让不愿种地的农民，进城也走得放心，因为只要抵押到期，他还能把土地再赎回来。这样，就免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中国农业要实行规模经营，最终的办法，还得减少农民，鼓励农民去城市安居乐业。可是现行的户籍制度，却严重地阻碍着农民向市

民身份的转换。的确，我们的户籍制度，就像一堵无形的高墙，将人们泾渭分明地分割成了两种身份：农民和市民。除了为数不多的例外，大多数农民的子女，被牢牢拴在土地上，以农为本世代相继；由此使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长期处于凝固状态。大量的农民虽在城市中务工，却无法取得市民的身份，因而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如此一来，农民不得不将土地作为自己最后的保障，即使自己暂时不种，也不愿放弃土地的承包权。这不仅不利于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而且也制约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其实，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户籍制度，但大都不像我们控制得这么死。比如在泰国，农民或市民，只是一种职业的象征，并不代表其法律身份。农民可以迁往城市，市民也可以迁往农村。不管是谁，只要在一个地方居住xxxx月以上，就可以到当地有关部门办理户籍登记。在美国，户籍管理更为宽松，居民不用办理户籍登记，而只需凭身份证和社会保障号，就可以在全国各地居住或工作。而我们的户籍管理制度，是过去计划经济的遗物。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人口迁移的行政控制方式，应该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也符合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毕竟，我们不应也不可能将人类文明的推进，建立在对人口的身份进行等级控制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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