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农地流转及形成根源（中）乡镇街道 ○
(二)经营类型
农地流转行为与农户家庭经营的类型同样是相关的，家庭经营类型不同，其流转行为也一样存在着差异。从三省农户统计看(表6)，农户家庭的农地流转行为基本遵循着这样一条规则，即随着农户家庭经营非农化程度的提高，其增地行为呈下降趋势，减地行为则呈上升趋势。这一结果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即要想实现农地规模经营，加速推进农村工业化与农户经济非农化是一条重要的途径。从以往研究(史清华和张慧玲，2000)已知，农户经济非农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农户家庭增长的过程。走农户经济非农化之路，从某种角度看，是实现农村土地等生产要素合理有序配置的一个重要前提。否则，让已运行了几千年的农地平均化制度在中国农村的来个彻底变革将是很难的。如果这一状态不改变，在面对同一wto规则下，经营农业，中国农民的竞争力就很难说有多高了。 就农地转包行为在家庭经营类型上的反应看(表7)，大体呈现这样一种趋势：随着农户家庭经营非农化程度的提高，农地的包出行为发生频度呈上升趋势，而包入行为发生频度则呈下降趋势。就是说，在农户经济的非农化进程中，通常纯农户是农地包入方或需求方，而非农户则是包出方或供给方。结合表6，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在农地流转行 为方式选择中，转包方式与农户家庭的经营类型也相关。随着农户家庭经营非农化程度的上升，在农地流转过程中，选择转包这一方式的农户明显增多，特别是在减地行为上表现尤其突出。2000年，在减地行为中采用转包方式的农户比例，非农户达72.4xxxx。纯农户则仅36.2xxxx。而在增地行为中采用转包方式的农户比例，非农户为66.6xxxx，纯农户为 64.0xxxx。这一结果意味着在调整农地经营者时，家庭经营类型不同的农户是有明显差异的，而这一差异的形成是由土地在不同类型农户家庭中的作用所决定的。纯农户家庭经济的主要命脉来自土地，而非农户则不然。
(三)文化水平
在农户经济发展过程中，家庭主要劳动者的文化水平高低起着重要的作用，农户家庭中许多行为的发生，诸如婚嫁、生育、投资、经营、储蓄借贷、消费等行为，都与家庭中主要劳动者的文化程度相关(史清华，1999，2001a，2001b，史清华和孙建平，2001，史清华和万广华，2002)。同样，在农地流转行为中，主要劳动者的文化程度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从三省农户统计看(表8)，在“九五”期间，随着家庭主要劳动者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户的增地行为明显地呈减弱趋势，而减地行为则呈现为一种‘√’趋势。为什么?依作者看，这一趋势的产生与不同文化家庭在农地经营中的绩效差异有关，同时，也与不同文化家庭经营的非农化程度差异相关。据三省样本户统计，在1995—2000年期间，在农作物经营中，单位面积的净收入明显地随着农户家庭文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每公顷作物种植净收入，文盲半文盲户为5897.8xxxx，小学户为5952.4xxxx，初中为 5860.3xxxx，高中及以上户为6165.3xxxx。家庭经营非农化程度，文盲半文盲户为28.0xxxx，小学户为42.2xxxx，初中为44.3xxxx，高中及以上户为40.3xxxx，其中，2000年的非农化程度分别为42.7xxxx、51.2xxxx、55.0xxxx和47.7xxxx。
就农地的转包行为与家庭主要劳动者文化程度的关系看，文化程度与农地转包行为是相关的，不同文化程度对这种转包形式的偏好程度不同。在包入行为中，随着家庭主要劳动者文化程度的提高，包入行为的发生率变化呈“ ”趋势，而包出行为的发生率变化则呈下降趋势。这一趋势显然与农户家庭的农地增减行为变化有差异。这一差异的形成体现了不同文化户在农地流转形式中对转包方式存在偏好。在包入行为中，初中与小学户对转包形式偏好程度高，而在包出行为中，文化程度低的户，对转包形式的偏好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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