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地的社区所有，纯农户的收入困境，和农村的逆向淘汰趋势乡镇街道 ○
i.引言 1.1 现行的农地制度经不起推敲 私有财产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杰出贡献,在经过2xxxx年的实践之后,终于获得朝野的一致公认。2004年的春天，修改后的中国宪法确认了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民营工商业者从此可以合法雇工，扩大生产，积累财产。这在其他国家是理所当然的权利，中国用庄严的宪法重新确认，自然是值得庆贺的进步。在人们为理性战胜愚昧而高兴的同时，不禁想到处境最为困难的农民。纯农户想要摆脱贫困，发财致富，土地无疑是他们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然而，现行宪法仍然规定农地集体所有，农民不得私有，不得购买, 不得出售。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再次被排斥在宪法的视野和保护之外。 中国对土地私有制的这种态度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中国政府对农地私有制的排斥,并非基于现代经济理论的科学结论,或对历史经验和各国实践的系统总结,或反复的试验。其实即使撇开现代经济学的结论,历史和各国也已为我们作了大量的实验。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期后直至今日的漫长岁月中，同样大小的地球,之所以能够支撑越来越多的人口,主要靠的是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制对生产力的保护和促进。土地从远古时期无人所有，到后来的部落共有，到最后的私有，代表了产权的明晰化过程，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难怪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实行农地私有制。如此长的时期，如此多的国家异途同归,选择土地私有制，必定包含全人类反复试验之后的经验教训和智慧结晶。中国有什么理由偏要和各国在产权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和智慧结晶保持距离呢? 难道全世界的智慧赶不上中国一国的智慧? 耕者有其田曾是中共土地革命的神圣目标，今天却成为要特别加以回避和排斥的问题,十分令人不解。政府既然明确宣布，中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那麽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应该是处于初级阶段中的初级阶段。为此,政府承认人民公社超越了社会的发展阶段,同意解散，那末,农民自然应该有从集体中退出的充分自由。不知为何在如此低的经济发展阶段，在公社解散2xxxx年之后,还要用宪法规定农村实行土地的集体所有? 尤其令人费解的是，如果集体经济真的那麽好，农民并非傻瓜，即使农民分了土地，也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探索各种新制度的可能性,包括自愿组成合作社，为何要用宪法的权威限制农村土地只能集体所有? 这种做法显然有悖于对市场的尊重，有悖于对经济制度自发演变的尊重,更有悖于对农民自决权利的尊重。 1．2 现行土地制度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1980年代初在维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同时，将土地使用权在全村范围内按人头或劳力平分,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农地制度。公正地说，由于解决了搭便车,吃大锅饭的问题,这种土地制度相对公社制度来说,对解放农业生产力，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林毅夫 1992，文贯中 1993）。但是,从理论上来说，现行的农地制度只能是一种临时安排。因为在中国的条件下，每个村的土地只会日见减少，每个村的人口总数，及其在各户之间的分布，却会经常变动。这种制度如果真正忠于其公平的目标，就必需根据每个村的人口变动随时调整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然而，土地使用权的经常变动，必然使农民不敢对土地长期投资，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 （文贯中1995; prosterman, hansted 和li 1996）。为了减少这种效率损失，政府采取稳定承包期限，允许农民转包和出租等政策。这些政策最后体现在由全国人大于2002年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要求土地承包30年不变。可是，尽管政府三申五令，出于滥权的需要，或新增人口的压力，土地的调整仍然十分普遍 (陈锡文 2004;brandt et al 2004）。 出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首先，既然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由于所有者缺位,土地的分配和管理只能落到村干部的手中。根据寻租理论，村干部既然有机会操纵作为农户命根子的土地的分配,也就等于获得生杀予夺的权力，必然贪心大动。这便是苛捐杂税禁和圈地运动禁而不止的根本原因。其次，既然土地属于集体，有良心的村干部也实在难以拒绝村里新增人口对土地的要求，除非能从法律上，或宪法上规定这些新增人口为村里的贱民，世世代代不得使用村里的土地。如果不能把他们贬为贱民，自然就得从众人那里扣去一些土地，分给新增人口。对新增人口来说，土地凭自己的人头获得，不需化钱，不要白不要。 由此可见，现行的土地制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要忠于公平的原则，土地必须随人口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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