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农地流转及形成根源（上）乡镇街道 ○
本文以中国东部农村经济相对较发达的苏鲁浙为例，对农地流转进行了广泛的实证。分析发现：尽管三省农村经济均较发达，但省际间差异非常明显，且呈由北向南递增趋势。浙江最为发达，而山东则相对较贫。发达程度与其家庭拥有的农地规模大小正好呈相反趋势。随着农户经济非农化进程的加快，农地流转行为明显增强。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出现一种明显淡化现象，且表现为由北向南的一种递减趋势。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地流转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由高收入户向低收入户流转，流转方式也由以转包为主的形式向其它方式过渡。影响农地流转的内生因素有：家庭人口规模、劳动者平均学龄、家庭经营非农化程度以及农地的零碎化程度等。外生因素诸如省际间的文化差异性以及国家土地管理政策变化等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完全符合农户经济理性行为准则，即农地在家庭经营中配置的比较效率。用经济学的话说，相对比较优势的存在是农地在农户间流转的根源动因。这一结论是制定农地调整政策重要的理论依据。 梯度化经济发展格局使得中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东中西三大地带经济发展明显地形成一种“俱乐部”格局(蔡（日+方）和都阳，2000)。在农村，这一差距表现尤其明显(史清华等，2001；史清华，2000b)。在中西部农区还在为生存苦苦挣扎的时候，东部农区的经济已进入小康，甚至富裕阶段。东部农村经济的崛起，从某种角度看，是农民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将土地、劳动和资金等生产要素充分利用起来的一种结果(史清华和贾生华，2002)。为了进一步印证我们的看法，本文以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和浙江三省为例，以家计农户调查资料为对象，重点对“九五”期间农户家庭的农地(耕地)流转情况做一实证分析与研究。
一、研究区域背景
(一)区域背景
东部沿海地区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发达地区，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经济的发达地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00年gdp总量，山东、江苏和浙江分列8542.44、8582.73和6036.34亿元，占全国总量的23.8xxxx，在全国31省市区中分列第3、2和4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659.20、3595.09和4253.6xxxx，分别较全国平均水平2253.4xxxx高出18.0xxxx、59.5xxxx和88.7xxxx，位列全国第8、6和3位(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可见，这一区域在全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项研究资料来源主要依托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各省相关点的观察。本文涉及的农户包括山东13村50xxxx户，江苏1xxxx村80xxxx户，浙江9村40xxxx户。从观察统计看(表1)，进入“九五”以来，东部沿海三省的农户经济呈稳步上升趋势，就省际看，山东和江苏处于徘徊式上升状，而浙江则处于一种快速上升状。在区位上，东部地区农户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种由北向南递增趋势(鲁#苏浙)。尽管由于观察点的选择在某种程度出现这样那样代表性不足问题，但与国家统计局的公布结果完全吻合。所以运用本套资料对研究得出的结论在方向上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典型意义。
(二)农户家庭农地经营规模
就研究的区域看，本区农户家庭平均经营的耕地规模相当小，且呈进一步缩小趋势(表1)。2000年，三省农户家庭平均经营耕地仅1.0xxxx，较1995年的1.0xxxx减少了0.0xxxx。农户家庭农地规模大小呈北高南低状，换言之，由北向南呈递减趋势。这一趋势与农户经济收入变化正好形成鲜明对照。到2000年，浙江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是苏鲁的3.40和3.85倍，而户均拥有的耕地却只有苏鲁的43.2xxxx和41.1xxxx。这可能给读者得出一个错误的判断——好像耕地的减少是收入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想要说的是在人地矛盾特别大的浙江，改变现有平均规模过小的格局已成为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的一条重要途径。
从表2可以看出，在二轮承包前的1995年，东部沿海三省农户家庭种植的耕地平均块数达3.97块，随着农村人口的增长，农地非农化的占用，以及农地的相对调整，到二轮承包后的2000年，户均经营耕地的块数降至3.45块，块均面积则由1.0xxxx升至1.1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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