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的真问题是什么乡镇街道  ○

高速增长，而这次双管齐下造成的结果如何？我怎么想慎重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绘这种现象。总之，同样的政策手段在不同的时代使用，效果的差别是比较明显的。 　　看来，一般使用政策和一般使用体制调整手段似乎难以奏效，背后隐含更多需要分析的问题，让我们简单分析一下问题在哪里： 　　原来我们在实行70年代末80年代初调整政策的时候，农村人口占大体8xxxx左右，农业产值占的比重也比较高。而我们现在农业产值只占1xxxx，用1xxxx的产值所产生的收益和税费，去加强基层管理、为7xxxx的人口提供公共品这本身是不可行的。对这种状况作调整怎么调？刚才王战的发言比较好，提到了城镇化；杨老师的发言提得比较具体，强调了城镇化、户口开放、土地流转等等。但不客气地说，这些也还是老话，80年代反复被强调过，包括有的同志提过能不能通过建立土地金融工具促进土地流转。为了验证这些方面的提法我们在1987—1998搞过试点，效果并不是很好。 　　不好的原因不在于别的，而在于当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二元结构条件下，农村三要素中，土地不可能增加只能减少；因为人口在增加所以劳动力不可能减少实际上在增加；资金因为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产出为负值因此难以进入农业生产，因为资金至少要追求社会平均利润，要是劳动生产率不断下滑、投入产出为负值、连平均利润都不可能产生，资金怎么可能进来？因此金融资本退出农村。这几年尽管银行商业化、市场化改革很成功，但对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而言，这种改革意味着资金这个要素流出农业。那么，所谓市场条件配置农业资源怎么实现？ 三、“三农问题”之不同于“农业问题” 　　尽管人们已经开始接受“三农问题”这个提法，但是并不理解这个提法与过去强调“农业问题”之间的不同。三农问题背后隐含着很多深层次问题，恐怕不能用一个强调农村市场化，强调农业增加更多的投入等现行的政策来解决。目前农村存在的复杂问题，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有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看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需要深入讨论，不能表面化的就事论事，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人们都在讲城镇化，这是近年来愈益普遍的一个话题，认为城镇化能够解决农业不规模的问题。我们不妨对此进一步展开讨论： 　　且不说现在大城市吸纳农民能力已经下降，从长期分析来看，即使我们加快城市化到2030年可能实现5xxxx

城市化率（这是在决策选择完全正确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达到的目标，如果决策选择不正确，能不能达到还是个问号）。到那时我们是16—17亿人口，按16.8亿计算仍然还有8亿4千万人生活在农村；而在城市化加速阶段，按正常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每年被征占的土地至少在120xxxx亩以上。也就是说30年后，无论按新口径19.5亿亩算，还是按老口径14.5亿亩耕地算，都要减少3亿多亩，人均耕地面积也实际上会减少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这三个基本要素的配置关系能调节得了吗？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制约是一个大问题。 　　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最终产品出口大国，靠的就是劳动力成本低廉。比如，去年中国仅出口的鞋就够美国人平均每人7双，这是以极廉价的恶性竞争的结果，美国连贫困人口都在超级市场用车推鞋子、衣服。以我们有限的资源、最便宜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产品，在那里实际被大量浪费着。尽管有人强调出口品有消费刚性，不可能减少多少，但确实可能减少而难以再增加，因为美国人没有必要每年消费7双鞋。我们维持这样出口靠什么？就靠低层次劳动力。在劳动力供给绝对过剩的条件下，劳动力价格不可能提升。以去年看，尽管外出打工人口950xxxx，农村流出的人口总规模超过了一个亿，农民的收入还是增长不快。 　　因此看来，靠出口拉动是个说法但似是而非。因为东部地区吸引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打工节省了很多成本，主要节省的是农民进入东部地区打工的全部转移成本。没有任何一个东部企业家为农民打工者支付路费、办证费等，只是开几百元月工资而已，且工资水平十年不变，基本上是恒定的。这样，当出口绝对值增加的时候虽然带动就业和打工，但并不意味着收入水平增加——只是就业人数增加导致绝对值增加。况且，流动打工人口没有社会保障，最好的劳动剩余价值被榨取完了就被淘汰回去。这些人的基本社会保障仍然由他们在本村承包的土地承担。 　　我们绝对没有条件、不可能由国家来提供占7xxxx的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在1xxxx的产值水平之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国家是提供不了。我曾强调过，农村改革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客观上表现了一种交易的结果。国家在允许社区占有所有权、允许农民以大包干名义占有土地使用权的时候，向农民让渡的是什么呢？让渡的是农民承包的那块土地必须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作为社会保障资料的土地又怎么能进入市场？在国家不可能提供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如果随着人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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