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的真问题是什么乡镇街道  ○

土地减少，农民的社会保障迟早会成为问题。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自己是长期做农村基层的制度实验工作的。我所提出讨论的一切绝不是推理，不是一般的政策建议，而是一个实验的结果。我们做了十年的实验才发现，在完全不牵涉所有权的条件下，农村土地自发流转实际上是大量发生的。比如，农民要出去做买卖或打工，土地总是要转给别人的。如果土地不能给他带来收益，甚至可能带来负收益的话他当然就撂荒了，那也是一种使用权的暂时放弃。而土地所有权的流动则是另一方面的情况，其中一个根本问题是，在国家垄断一级市场条件下，农民不能享有农地向非农地转化过程中几何级数的增值收益。按农地计算的土地价格补偿其实不值多少钱，仅仅只是农业内部转移（实际大量发生的是这种转移）产生不了多少收益。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清理以往的政策思路，当然，如果现在没有讨论条件不做清理也可以，但要有点新思路。下面试讨论当前应该怎么办： 　　第一，政府放开那些仍然有赢利条件的涉农领域，比如说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的储运、销售、加工，农业金融、保险等，允许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组织进入这些可以通过规模经营产生收益的领域。因为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了，纯粹的农业领域已经没有效益可言，调整农业内部结构1985年农民就调了，那是农民自己的事。有些地方政府强令农民种多少万亩草莓什么的，到时都卖不动，烂在地理。那是非常麻烦的事。所以调整农业结构的事不能再那样去折腾了，最好的办法是把那些涉农部门控制的赢利领域让给农民。如果在农村政策安排上能够做到放开垄断，让农民组织合作社进入来形成一点规模效益，反哺农业，至少目前还能够保住农业不破产。无论是农业金融、保险还是加工、购销，这几个领域在没有引入国际竞争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利可图的。 　　第二，免除一切农业税。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税基。土地是农民生存保障资料，没有任何国家对社会保障征税。搞税费改革的设想，应该是很技术性的，但客观上仍然有不可行的问题，因为没有任何政府能够面对9亿农民按他的实际生产经营销售去征税，交易成本太高。我们做过这样的实验，征了xxxx多元钱的税，却花了3.xxxx多元钱——根本没有效益。干脆放掉农业税也不过3、4百亿。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当农村走不下去的时候也都是免赋税的，我们现在的税费改革按照农民实际收入测算下来实际上比以往的“什一税”高5xxxx，如果按现金收入计算超过3xxxx，这么高的比例在中西部怎么能推行得了呢？所以只能免税。比如，为了确保近期农村稳定，先实行3年免税应该是可行的；或者在中西部农村实行免税。 　　以上两条是东亚小农社会普遍采取的政策。无论日本、韩国，还是我国台湾省，只要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这都是普遍采取的政策。 　　第三，如果免税，庞大的县乡政府怎么开支？我们说同时要配套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乡政府现在不是六套班子“七所八站”吗？按目前的发展趋势和所谓改革，似乎是要把他们改成“七局八局”。应该把乡政府改成乡公所，乡公所只是一个上情下达的机构。 　　配套的改革，一是各村落实自治法，村自治组织直接对县。各乡镇范围内的各村选出代表联合组成合作社理事会直接行使职权，控制乡一级的信用社、供销社、粮站、农机站等涉农部门，决定其服务和收费。这就把三分之二的乡级开支变成了合作社组织开支，它也就没有收费权了，收费取决于人家需不需要服务。二是镇改建为自治政府，其自治权和村民自治的权利是相等的，镇不得剥夺有自治权的村。这就打掉了城镇化过程中伸向农民的手。 　　第四，国家在继续维持土地垄断征占的条件下，原则上土地垄断征占所产生的批租收益定向用于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把这块土地转让产生的增值收益作为土地基金上市，产生的收益用于支付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这部分增值收益是个不小的数目，如果按每年100xxxx亩的征占幅度算，基本可以支付无地农民或者赤贫人口所需要的社会保障。 　　这样算下来，可以向农民减几百亿的税，减掉100xxxx左右的农民所承担的基层政府人员或基层公职人员的开支，每年可增加数以千亿计的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如果按这几个大政策走下来，就可能相对缓解现在农村的困境。 　　第五，国家支农资金不要投到部门，不能让部门把国家投资作为获得部门收益的资金。要作为股权投入到农民合作起来建立的加工、流通、金融、保险等组织中去，国家占有股权，但一定期限内不分享收益——收益可以作为积累反复投进去。从而加快农村规模经济主体跨越资本原始积累阶段。 　　此外还应该考虑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按

照一定比例，比如国家股权收益的6xxxx用于农村社会事业，如农村妇女、教育、医疗等。要用法律规定国家投入的股权所产生的收益用于农村社会事业，另外一部分用于这些合作事业的积累。 　　五大政策，五管齐下，才有可能综合治理解决现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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