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镇政权组织的困境及改革趋向的选择乡镇街道  ○

事务。乡派指改乡镇政府为乡公所，具体设想如下[8]：1、对农业型县市的大部分乡镇重新定位，除少数中心镇设立镇，并设立镇政府以外，其余乡镇均改为乡，设乡公所，作为县在乡镇一级的派出机构，一是接受县政府的委派，专事县政府委托，必须由乡行政组织完成的政务类任务；二是指导村民委员会的工作，通过规划等方式协调村与村之间的关系。2、随着税费改革，县成为财税征收和财政开支的主体。乡公所一级不再设立独立财政，财政收支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乡公所承担的工作与可支配财政资金，均由县级政府决定，做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3、乡镇不再设立党委，但设立党总支，党总支不再具体负责乡镇行政性工作，由党总支书记兼任乡公所乡长，另设若干由县级政府下派的副乡长。乡公所工作由兼乡长的党总支书记负全责，由1－xxxx副乡长分管方面工作。乡公所不与上级政府设立对等对口的机构，可因事设立办事员或助理。5、对于设在乡镇一级的行政和事业性单位，除少数由上级直管的机构外，其他站所逐步向两个方向转化，一部分推向市场，变为中介性组织，如种子站、广播站、劳动就业管理所等，另一部分纳入乡公所内工作。 　　鉴于我国国情复杂，特别是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乡镇作为一级建制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性，但乡和镇的体制应该分立。对于农业地区一些具备区位优势，具有工商业基础或发展工商业潜力的乡镇(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且财政收入来源主要依靠第二、三产业的乡镇)，则可以在县乡村体制以外单独建制。因为这类地区无论是农民的就业状况和结构，还是县乡村的财政收入状况和结构，都为建立新的基层行政体制提供了可能。在工商业基础比较发达的地区，“乡镇自治”的主张及措施有相当必要性和可行性。鉴于当前农民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小城镇建设发展中乡村参与和异质性社会协调管理的必然性，实行乡镇自治，并通过建立农民利益代表组织，强化乡镇人大职能约束强势的地方行政的谋私倾向就有了很强的针对性。而且由于这些地区当前的市场化带来了大量经济资源，强化了社区记忆，加深了基层民众的联系，有机整合起来的民众具备了更强的与乡镇政权谈判了实力。因此，一方面，可通过立法保护和政策扶持等途径大力培育诸如农民协会、行业协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组织，满足农民农业市场化的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对话能力。另一方面，建立和扩大有效的乡镇人民直接参与乡镇政治的机制，增强乡镇政府的自主性和自我治理能力，使乡镇提供的服务满足辖区内农民的需求，让农民有表达偏好、监督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机制。通过双方不断的互动，使国家与乡村民间社会在乡镇社区治理中达成全面、积极和有效的合作，并最终促成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权力互强”格局。 　　另外，目前县级机构膨胀也十分严重，单纯精简乡镇机构是不够的，县级政权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要根据“精干高效”原则来设计和构造县级机构，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设计和构造县级治理体制，条件成熟时，可进行县级领导的直接选举制。还要强化县级人大职能，实行小选区制，通过村委会将本乡本土的农民选为人大代表，按乡镇行政建制组成人大代表团，参与对县级行政的监督约束，参与对所在乡镇县级行政派出机构乡公所的监督约束[9]，防止强势地方行政和谋私倾向，并保障各地区获得公正、平等的发展机会。 　　有人担心，这种体制改革的方式会造成改革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的困难，尤其是在传统农业型地区，通过下面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和途径的分析，我们发现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农村地区的纯公共产品应主要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提供，准公共品主要由县级政府提供。义务教育、民兵训练、计划生育、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是属于全国性的公共品，理应由中央财政负担；农村地区的公共道路、供电、供气、公共卫生保障体系、失业、养老保险和救济等公共物品的供给则主要由省级政府应承担；准公共物品应县级政府提供，如供水、公立医院、文化设施等；乡村公路建设地县政府也有责任，乡村公路要遵循县级政府主导，跨区域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水利设施等公共品、公益品应该视区域的大小而定，跨省的应该属于全国性公共品、跨地区的属于省级公共品、跨县的属于地级公共品、乡以内属于县级公共品。随村民自治的发展、公共财力向村倾斜，小型的公共品供给应由全体农民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表决决定。有些准公共物品是可以进行排他性消费的，且排他成本并不高，可以通过向消费者收取较低的费用来弥补排他成本，可以制定优惠政策吸收和鼓励民间私人资本在农村地区投入生产和提供这类准公共物品，如公共汽车、公用厕所、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等。      结论      中国国情复杂，特别是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任何一刀切的改革模式不可避免会遭遇不适症的困扰。这就需要针对具体情形区别对待：在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传统农业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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