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农民负担问题的理论思考乡镇街道  ○

政府制衡的有效压力。这种情形意味着在农村社会权威结构中，必须构建农民自身的权威基础，这种权威基础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组织化。所以，着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对有效减轻农民负担有重要意义。 再次，真正在乡村两级落实民主选举制度。农村基层干部由上级层层任命，这样，对各级干部“政绩”的评价主要取决于他们对上级所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的完成情况。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各级政府官员在其任期内，往往倾向于迎合上级的要求，在“人民事业人民办”的口号下，不顾农民的承受能力，片面追求所谓政绩。难怪乎有的同志提出农民负担重的根源在上面，这是有道理的。所以，通过民主选举，使得农村基层干部的任免和奖惩权掌握在本社区农民手中，使得村干部能够真正以本社区农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对农民负责，受农民监督。这样，才能有效保证农村公共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使用，使农民负担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第四，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素质。要提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政策水平。农村基层干部应认真学习和全面理解党的政策，执行中不打折扣、不走样；应该正确地向群众宣传解释各项政策，使之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应该结合实际贯彻落实政策，鼓励创造性，防止绝对化；应该模范地执行政策，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好。要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建立健全定期轮训制度。要突出政策和法制教育，提高基层干部正确执行政策、坚持依法办事、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要教育农村基层干部必须诚心诚意为群众服务，反对脱离群众、不干实事；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虚假浮夸；坚持艰苦创业，反对奢侈浪费，遇事同群众商量，反对强迫命令；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反对以权谋私；努力把完成上级任务与维护群众利益统一起来，反对不顾大局和损害群众利益。 第五，改革农村现行财税体制。首先，进一步完善分税财政体制，明确划分县乡政府职责。使县乡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相结合，以限制各级政府层层下达超过财力所限的各种升级达标活动。其次，加快地方税收体系建设，在农村推行税费体制改革。具体思路是：将原来向农民征收的一切税费明确划分为税、租、费三大块进行征收，然后根据各自的性质分配其用途。这里要分清税、租、费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税是国家为满足一般的社会共同需要，按事先确定的对象和比例，对社会剩余产品所进行的强制、无偿的分配。税的依据是政治权力。在农村,租一般是指地租,地租分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绝对地租产生的依据是土地的所有权,级差地租产生的依据是土地的经营权，经营权属于广义的所有权范畴。所以，地租的依据是与所有权紧密相联的。税和地租的源泉都是农业剩余。费是你享受某种服务时支付的价格。虽然税和租也可以看成是享用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耕种土地时支付的价格，但费是对于局部的、具体的某一服务而支付的价格。费的支付时间可以在享用某一服务前或享用某一服务后。收费的依据是服务本身。对于税，笔者认为在设计税种时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理论上合理的，不一定实践上合理。要充分考虑征税成本问题。对此，建议设土地税、人头税、农产品交易税，其中土地税可分农业用地和非农业用地制定不同的税率。取消原有的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对于土地税,可适当提高税率,对于人头税可实行轻税政策。税的征收用实物或货币均可。这样整体上可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对于租，由于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所以租应归集体，包括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但在具体数量上，各个省应定一个上限，在上限以内可由集体组织与农户具体商定。租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实物，也可以用货币形式或出工的形式代替。租主要用于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等。即相当于村提留这一块。乡统筹的绝大部分属于税的性质，应当纳入税收体系中予以规范。费的收取应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其标准应由村民代表大会或乡人大具体决定，各省可根据实际每年定个上限额，以防乱收费。这里，笔者建议将原来三提五统不能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xxxx控制线， 改为农村地方对农民收取的一切税租费不能超过某一个绝对额，即由相对量控制变为绝对量控制。主要原因一是目前测算    农民纯收入是一件较难的事，二是当前农村关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统计数字并不能真实反映情况，三是相对量有时带有某种隐蔽性和较难控制性。而采用绝对量控制(如规定每年应不超过20xxxx)则较明确，农民也容易掌握情况，也有利于监督。当然，这里主要是应对租、费这两块进行绝对量控制，因为这两块波动性较大。对于税，一旦制定后，本身便具有稳定性，所以，没有控制的必要。其三，加快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要制定对农业大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倾斜政策，在财政分配上加大对中西部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国家应在财政上要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实行经费补贴制度，如对一些国扶县的农村基层干部工资是否可由国家财政专项负担等。以有效减轻这些地区的农民负担。 &n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