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官”违纪犯罪特点及其背后的制度性原因乡镇街道 ○
自从民选“村官”以来，好“村官”不是越来越多了，而是越来越少了。民选“村官”不为民，并出现较高的违纪犯罪率，已经成为群众上访的主要问题之一。6月底，中央派出四个调研组赶赴八省（海南、青海 ，湖南、辽宁，山东、四川，浙江、江苏、河北）摸底“村官”违法违纪问题，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终于引起了党和政府的特别关注。 本文想从“村官”违纪犯罪的特点着手，寻找其背后的制度性原因。 一，民选 “村官”的违纪犯罪特点。 1，“村官”违纪犯罪的手法特征：“村官”违纪犯罪常见的手法非常简单，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收入不入账或虚设借款；二是私自出借或占用公款获利；三是乱支乱花；四是虚报冒领；五是在资源开发、企业改制、土地管理、征地补偿、工程建设中暗箱操作，从中牟取私利等。 2，“村官”违纪犯罪的动机特征：“村官”违纪犯罪的动机特征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 一是媚上。“村官”是最小的“官”。绝大多数“村官”都没有长期留在村子“革命到底”的思想，在“村官”的岗位上寻求跳出村子发展几乎是所有“村官”的梦想。要实现这个梦想，“村官”必须不断积累政治资本，并打通“上升”通道的各种关节。几乎很少有村官不拍上级的马屁的，媚上是民选“村官”的普遍特征。靠什么媚上呢？“村官”们的普遍做法就是把上级的利益放在村民利益之上，甚至不惜违纪、甚至犯罪损害农民利益向上“献礼”。如果“村官”获得上级的赏识或与上级私交甚好，最理想的是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最不理想的也可以获得上级的保护——大树底下好乘凉。 二是被逼。民选“村官”们在选举阶段，一般都会动员家庭、家族、朋友、政府部门干部、甚至黑社会力量帮助其竞选。帮助“村官”竞选的人多数都希望“村官”当选后“知恩图报”，无论是家人、家族、朋友，还是政府部门干部、黑社会力量，一般不是推动当选“村官”兑现竞选时“为村民服务”的承诺，而是极力怂恿其“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为小家和小集团谋私利。在“一人当官，鸡犬升天”的社会里，“村官”被强大的社会力量逼上以权谋私的歪道，不违纪犯罪也难啊！ 三是膨胀。不少“村官”多多少少都对村庄有一定的贡献，很多人甚至是村民公认的能人、英雄。这样成长起来的“村官”都有不同程度的英雄主义情怀。随着“村官”资历加深，对村庄的贡献突出，不少“村官”个人威信也越来越高，在乡村社会里很容易发展为一人说了算、公家就是我、我就是公家的“土皇帝”。个人英雄主义发展为极端个人主义，禹作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四是同流合污。“村官”违纪犯罪最容易出现“窝案”。在村干部班子中，只要有一个人想“集体浑水摸鱼”或“集体消费”，并提出具体的设想，很少见有人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多是集体默认——心照不宣的交由一人去操作。最典型的是集体企业的改制或变卖过程中的村班子集体瓜分村民集体财产或是土地征用补偿费的截留与回扣。班子成员都得到好处，这样大哥不说二哥，大伙都安全了。 二，“村官”违纪犯罪的制度性原因 原因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就其制度性层面来讲，主要有以下五点。 1，村民自治制度及其制度环境有严重缺陷。 我很少写文章谈及村民自治，因为怕人误解为反民主、反自治。坦率的讲，我对中国十几年的村民自治实践的成果很失望，因为村民自治制度及其制度环境有严重的缺陷。 a，治权和产权既不完整又不统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直到今天，我看不明白村民自治制度的经济基础是什么？也看不明白村民自治制度对经济基础是如何反作用的。我以为，一定的产权是一定的治权的经济基础，一定的治权是一定的产权的政治保证，只有产权和治权的完整与统一，产权制度和治理制度才是有效的。（关于产权和治权的关系问题，另有具体的论述，这里不累赘）。村民自治组织的产权和治权既不完整又不统一，主要表现为：第一，宪法规定的村民集体所有权（产权）与村民自治权（治权）的不完整。一方面，国家通过《土地承包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农民负担条例》等等法律、法规，基本上将《宪法》赋予村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虚化得没有实际内容了（连承包期、承包费都由国家决定了）；另一方面，村民自治组织这个“新小权威”在乡镇党委政府和村党支部这个乡村社会无处不在的强大政治权威面前，几乎没有可以掌控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了，其生存空间非常狭小。所以，十几年的村民自治，让农民感觉到的村民自治权仅仅只是选举权。选举出来的“村官”要么就变成上级的代理人，要么就一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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