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三年，农民将重新面对三个老大难问题乡镇街道 ○
自从2003年粮食出现“安全”问题以来，解决“三农”问题的利好政策一个接着一个出台（取消农业税、粮食提价、粮食和农机直补、增加六小建设投入、降低教育收费、农村合作医疗补贴、农村金融改革、乡镇体制改革），尽管农业生产资料大幅上涨，但多数农民还是得到了实惠（去年农民收入增长6。xxxx）。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好政策的主要策略目标是——通过刺激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增产而增加农民收入。当粮食产量达到一定的目标后，这些政策就失效了，如果没有新的好政策出台，农村的三个老大难问题必然重现，并会衍生一系列全局性的严重后果。 一，三个老大难问题 1，种粮生产无利。 如果按照现在的生产资料等成本价格水平，粮食市场价格如果低于0。5xxxx/斤，粮食生产基本无利。今年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的早稻市场价格已经跌破0。5xxxx/斤。正常情况下，中稻和晚稻的价格比早稻高0。0xxxx/斤，预计今年中晚稻的价格在0。xxxx/斤上下小幅浮动。如果保护价执行得好，农民得到的实际价格会高于0。6xxxx/斤，如果保护价执行不好（短斤少两、除水除杂、关闭市场、限收拒收、议买定卖等等），农民实际得到的价格可能低于0。xxxx/斤。再考虑今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因素，可以预见的是，今年粮农每亩的实际收入将比去年减少10xxxx以上。 根据过去的经验，粮食定购政策是难以执行到位的，朱鎔基总理过去为了保证定购政策执行到位，曾经使用过“铁碗”，但粮食部门对农民的服务丝毫没有改进。在期待粮食部门保护农民利益的同时，也应该不要有太天真的想法。 根据过去20年的经验，粮食种植面积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即使粮食价格下跌到种粮无利的水平，粮食生产面积也不可能在两年之内减少到上个低谷时期的种植面积。这是因为农民难以支付重新调整结构的成本——种粮虽无利，但不种会更不合算。所以，未来三年，会面对种粮无利的局面。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几年中国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偏多。 粮食生产无利的时候，一般情况是养殖业也无利。当主要的种植和养殖业生产无利时，必然导致农民农业收入下降。 由于中国农村有2。5亿个农户，只要农业生产有利可图，千家万户就大力生产，处于垄断地位的生产资料厂家必然乘机涨价。当农民高成本生产出农产品时，2。4亿个农民同时进入市场交易，形成无序过度竞争，农产品价格必然快速下跌。 所以，中国农民经常遇到温铁军先生所说的“两个失灵”——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面对两个失灵，2。4亿分散的小农丝毫没有办法。 2，结构调整无路。 如果主要种植业和养殖业都无利，大规模的农业结构调整是必然选择。但中国农民始终面临这样的背景，一是国外、境外农产品比国内便宜，同时要对外开放农产品市场；二是2。4亿个农户生产能力强大，大面积、多品种、长期性的农产品过剩的格局已经形成；三是农民缺乏有效的市场组织，机构调整往往是上面发号召，下面的干部搞政绩工程；四是调整结构除增加巨大生产成本外，产品还要找市场，需要新增销售成本。 这样的背景下，怎么搞结构调整？如果各地只是在增加或减少生产面积和品种上做文章，少数局部的调整是可能有效果的，但从全局的角度要考虑，多数地方的农业结构调整必然是瞎折腾，往往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对农业机构调整而言，最紧迫的一个问题是要搞清楚我国到底需要多少粮食，至今我们还在粮食不是多了就是少了的困惑之中打转转，导致民力和国家财力的巨大浪费，实在是悲哀！如果粮食问题吃不准，我们的三农决策就永远被“粮食安全危机”牵着鼻子走，而实际情况是最近十年，中国的粮食总体看不是短缺危机，而是过剩危机。凭经验判断，我同意厉为民先生的观点——中国粮食安全不存在危机，人均需求400公斤的标准太高了，国家粮食储备最高时达到5200亿斤实在是太浪费了。 假如中央政府不想办法控制大宗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总量，不严格区域种植规划，不支持农民组织化，不开放农村金融，不对农也进行有效的保护，不推进农业专业化、工业化、企业化、产业化，农业结构调整是无从谈起的。 3，劳动力就业无门。 最近两年东部发达地区出现了“民工荒”，主要的原因是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上升，农业和乡镇企业吸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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