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则徐　岭南文化　学术尊严乡镇街道  ○

引起的。
   　　作为大众传媒报刊，其功能之一是把学术成果的信息带给大众。无论挂在纪念馆墙上的《前言》还是记者笔下的专讯，其主要论点按常理都不是馆长或记者自己想出来的，通常都能在一些学者的论文中找到根据。作为学术动态的报导，自然可以罗列不同观点，不作价值判断。而作出明确是非判断的新闻，却体现着某种文化心态。
   　　首先是对不同的学术观点要不要存疑，要不要查证？这当中就有中西文化问题。以理性化为主流的现代西方文化，事事存疑求证已成了颇为普及的大众思维习惯。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虽然也可找到怀疑精神，但主流却是维护圣人和经典的权威，流风所及，生活在当今我国的知识分子仍有不少还没有养成寻根问底的理性态度。以这个《前言》风波来说，五关六将中只要有一人认真查询一番就不可能出现，

万一出现了，如果有健全的文化氛围——以求真务实为尚，真正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很快也会得到纠正(不幸，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未见该报更正)。
   　　进一步探究，这个风波还蕴含着一种圣贤崇拜的盲目文化心态。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或圣贤，但对待英雄的态度却随文化心态而异。在现代西方，圣者也是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者却是神。“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这是《白虎通义》给圣人所下的定义。简单说来就是无所不知，崇高伟大无一瑕疵；芸芸众生合当顶礼膜拜。林则徐是民族英雄，也就是圣贤。在一些人看来，对这类人物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歌颂，如果在肯定之余也有否定，轻则不合时宜，重则大逆不道。林则徐有没有开放改革思想，这本来是个事实判断的问题。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两位记者热衷于肯定林则徐的开放思想而不问是否可靠就毫不奇怪了。而经过切实研究而得出的对英雄人物失误的批评，我们的一些传媒不一定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一定感兴趣，更不用说如实地传播了。早在６０年前，著名史家蒋廷黻已指责林则徐“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６页)，但这些话很不中听，骂一声“买办文人”便足以把作者连人带学术一笔抹煞，尽管正牌汉奸周作人灵前至今倒香火鼎盛。
   　　法国学者如何研究岭南文化
   　　在进一步讨论有关问题以前，不妨再看一看一位法国学者是怎样着手研究岭南文化的。去年９、１０月间，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杜瑞乐()先生约见，要听听我对岭南文化的意见。一个洋人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有点奇怪，经过几个小时无拘无束地交换意见，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印象。
   　　他着重提出的问题之一是：有没有岭南文化？如果有，是什么时间形成的？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他是一个受过现代学术研究训练的严肃学者。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领域，任何研究课题的确立，都应考察问题的真假。１９４９年以来的教训之一是：我国这些领域的学者在假问题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乃至毕生精力，因而许多所谓论著不过是一堆印刷垃圾。走出泥淖的唯一途径，是学者要敢于自问，自己研究的是不是经得起反驳和讨论的真问题？按我的理解，岭南文化可以从两个角度界定，一是按地域原则，即岭南地区的文化或各种文化在岭南地区的状况。如以此为主要原则，岭南文化这个概念当然可以确立。人与文化是一体两面，文化素质只有高低之分，与文化绝缘的不是人。按照这个原则也不存在形成的时间问题，从岭南有人类活动开始，就有岭南地区的文化。二是按形态原则，即中华文化系统中在岭南地区形成的有自己鲜明特点的亚文化形态。从后一说，“岭南文化”这个概念能否成立便大有讨论的余地了。
   　　文化有大传统、小传统。大传统主要体现在典籍上。比较高级的文化形态都有自己的大传统。那么，岭南地区有没有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大传统？古代岭南骄人的典籍有慧能的《坛经》、陈献章的理学著作，写《抱朴子》的葛洪也曾在岭南生活过。问题是这些著作与岭南有什么关系，有哪些岭南特色，在后来的岭南文化发展中他们的思想有没有融入当地，成为地方文化独具的特征？这些都是很难简单肯定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是禅宗、道家和理学在岭南都有长期衰落甚至出现断层的现象。
   　　也许可以把岭南文化的形成期推迟至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以后，那时康、梁、孙文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上述难题似可迎刃而解。可是，这也有所难言。一是与全国的文化发展重叠，粤味不浓。二是他们的文化取向大体是西体中用，以西为主，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除康外，中味颇淡，这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初衷并不吻合。三是为时不长，上下限相距不过３０年左右(１８９５—１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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