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则徐　岭南文化　学术尊严乡镇街道  ○

)，不久便黯然失色。
   　　小传统又如何呢？小传统主要是民俗。除了苗、瑶等少数民族外，岭南地区居民主要属三大语系。闽南语系的潮汕地区居民与福建、台湾的同语系民众的共同点显然多于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州语系同胞。客家文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要描绘三大语系居民小传统共同构成的岭南文化特色，大手笔恐怕也要喟叹难，难，难！只写广州语系的状况又不免以偏概全。
   　　杜瑞乐先生着重提出的另一问题是“岭南文化”这个概念是何时、何人首先提出的。这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学者风范。按国际惯例，一个学术问题的研究必须有学术史的考察。他是按这个规矩办事的。不过，我从来对系统研究岭南文化兴趣不浓，应《现代与传统》编者之邀写过两篇文章(见该刊第一辑、第四辑)，不过是自己主要研究方向的副产品，提出了岭南文化范围的界定，在肯定非主流文化的开放性(以１２事为证)的同时，以确凿史料从８个方面着重论证了近代岭南主流文化的封闭性，居然引起一场茶杯中的风暴，给后来的真诚研究者留下足资思考的问题和材料，已经十分开心和满足，对他提出的问题无法提出确解。我能做到的只是向他介绍两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学术资料。
   　　第一份是梁启超写于１９２４年的《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此文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吾粤自明之中叶，陈白沙、湛甘泉以理学倡，时称新会学派，与姚江并名，厥后寝衰矣”。二是１９世纪初，阮元任两广总督，办学海堂，是广东学术文化的转折点，其后出现陈澧、朱次琦两大师，前者“善”考证，学风大类皖南及维扬。“后者”言理学及经世之务，学风微近浙东。然其大旨皆归于沟通汉宋，盖阮先生之教也。(《饮冰室合集》之四十一，第７８—７９页)。
   　　这表明，博学如梁启超在２０年代，仍认为粤学或与其他全国性学派(如白沙学与姚江即阳明学派)齐名，或是某一全国流派的支流(如清代)，没有形成独特的所谓岭南文化。
   　　第二份是冯炳奎著的《中国文化与岭南文化》(台湾中兴大学法商学院１９６２年版)。这部书收集的主要是着眼大众的演讲稿，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谈到他在本世纪３０年代已经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开设岭南文化课程。二是眼下流行的岭南文化具有开放性等等概括，该书大体都已提到。不过，我个人对他的不少提法不太信服。例如他说：“自陈白沙五百年来淡声华，薄荣利，修独行，抗节振世，为岭南一贯学风。所以，近世岭南学者，以讲学抗考据，以经世抗浮文，自成一种风气。”(该书第１０页)首先是陈白沙以降五百年间，固然同全国各地区一样可以找到“淡声华、薄荣利”的人物，同时也不乏热衷仕进之徒。至于说到近世岭南学风，领袖群伦的陈澧就以考据著称，这有大量遗著为证。说到经世致用的学风，嘉庆、道光年间已逐步在全国兴起，而其主要代表人物却与岭南无关(参阅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深圳海天出版社)。且正如笔者在三年前所指出，鸦片战争后几十年内，岭南地区的学者在经世致用上有很大的不足，以至《海国图志》这样的纪念碑式的著作不可能出自他们之手(《历史大转折中的迟滞》，《现代与传统》第一辑)。
   　　这部书经不起认真推敲并不奇怪。作者在书中谈到，他是在为国民党政府做侨务工作时，为引导侨胞爱国爱乡而大谈中国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功利的追求与学术的严谨颇难统一。宣传材料与学术论著本来有别，虽然前者乐于打扮成后者。
   　　外国学者那么认真研究笔者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文化，令人汗颜，也引人深思。
   　　确立学术的尊严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看，上面说的都是很快就会被遗忘的小事。但见微知著，如果愿意从中汲取一点有益的东西，却不妨从更广阔的背景下再申说几句。
   　　这两件小事其实可以归结到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有关工作中如何严格遵循理性精神。现代化的实现是理性化的过程；这是学术界早就广泛接受的观点。尽管有来自后现代主义等的不同声音，但冷静的观察者大都仍在坚持这个主流观点。就中国的现状而言，这更是必须攀登的高峰。这里包含着思维方法的变革问题。对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的人们说来，以理性精神分析一切，那是不言而喻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本应心同理同，但实际生活中则一再被扭曲。原因何在？１９７９年，笔者有幸在京参加“五四”６０周年讨论会，会议印发了张志新烈士的材料，邓力群为此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长篇发言。至今仍记得的一句话是：“我们都是吃狼奶长大的！”真是可圈可点的名言。它一语道破了几十年间我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症结所在。理性精神不能贯串其中，无论是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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