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都是“病人”  ○

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耽忧和畏惧，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惟方式。

　　1997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以后才得以回到北京。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往，尔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而且不管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在游山玩水，每隔四五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往摸一下护照是否是还在口袋里。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甚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尔后十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畏惧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往身份的恐惧。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固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倾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静静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即明白那小子想干甚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畏惧，假设纸条一旦暴光，女生就会深感惭愧，似乎她自己做错了甚么。

　　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正当化，在***上公然化。媒体上曾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往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甚么缘由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三十年创造了举世注视的经济奇迹，年均经济增长9%，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进依然在全球排名一百位之外。

　　当上海、北京、杭州和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摩天大厦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饭店里人声鼎沸时，在西部的贫困落后地区依然是一片萧条景象。以年收进只有六百多元人民币为指标，中国的贫困人口有三千万，假如将这个指标进步两百元，也就是年收进八百多元人民币，那末中国的贫困人口就将到达一个亿。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定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心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甚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实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涩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

　　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到不同的时代里往了，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一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忽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外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能够说我们全体健康，由于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往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依然是这样。

　　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端他也有一份。”我完全同意。与其说我是来这里演讲，不如说我是来寻求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