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魏律渊源辨  ○

、北新侯安同、白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车门右，听理万机，故世号八公"。据此，八大人官与八部大夫是有区别的。八部大夫的本职是拓跋部的部落帅，只能由拓跋贵族担任；而八大人官则包括汉族上层人士，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朝廷中枢。八大人官(八公)的称谓显然渊源于拓跋部古老的八部大人制；但八公之号又是沿袭魏晋旧制。(28)故八大人官的设置，既适应了民族融合的时代潮流，也反映了传统习俗对行政立法顽强的影响。
"八座"本非胡制。据《晋书·
职官志》载，其制始于东汉，以尚书令、仆射及六曹尚书合称"八座"，魏晋南朝因之。北魏前期似有沿袭八座制度之意，故此才有"置八部大夫……，以拟八座"之举。但由于胡汉杂揉造成行政立法上的混乱和滞后，尚书台等机构时兴时弃，八座之制迟至孝文帝改革时才得以确立。孝文帝厉行改革，任用原南朝世族王肃主持行政立法，依魏晋南朝之法改定官制，创立了"九品三十级"的职官品级制度；(29)同时，又按中原汉族王朝的模式改革了封爵之制，力图廓清北魏行政法制中原始部落残余的影响，标志着北魏前期的双轨制向单一体制的转轨。然而，改制的推行却面临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在新的政权体制下继续保持拓跋亲贵的特权地位。鉴于过去的八部大夫、八公议事等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现实的社会环境，北魏统治者选择了烙有中原汉制标记的八座之制。此项设施可谓一举三得：一是符合仿行汉制的改革潮流；二是通过扩大八座的职权，保持了过去八部大夫、八公议事的权力及拓跋贵族在国家政权中的特权地位；三是借八座之"壳"，行承袭拓跋贵族议事制的内涵，满足了拓跋贵族在心理上对部落时代元老民主议事制的依恋和怀旧之情。因此，北魏的"八座"，远非魏晋时期的八座可以比拟。它对重大国策拥有广泛的议事权和决定权。稽诸《魏书》，北魏八座的议事范围包括议封爵赏赐，议重大经济政策，议官员任免，议刑律，议礼乐，议迁徙移民，议南伐战争与换俘等事项。

由此可见，在北魏行政法制中长期保留着相当浓厚的原始军事民主遗存。从八部大夫、八公议事到八座，实际上都带有贵族元老会商议事的形式和特质，与部落时代的八部大人议事制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它们典型地反映了拓跋部族传统习俗对北魏法制根深蒂固的渗透和影响。拓跋鲜卑的民族习惯为北魏法制的重要渊源之一，此乃一项有力的例证。

此外，北魏朝廷设有与中央司法官廷尉和都官尚书(隋唐刑部尚书前身)并列的"三都(内都、中都、外都)大官"，通常由皇子皇孙、王侯勋贵担任，执掌"听狱察诉"，凡"论刑者，部主具状，公车鞫辞，而三都决之。"(30)这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所没有的。早期的三都大官是在胡汉分治的体制下设置的，主要负责审理拓跋部民之间的辞讼。其司法活动具有部落首领处理其部民纠纷的传统特色。据有的学者考证，(31)三都大官同时设置6人，在品秩和行使职权上没有高低之分，颇有部落元老民主议事之遗风；在审讯时"不加捶楚"；(32)且大多数能做到"鞫狱称平"，(33)
"号为公正"。(34)由这些身份独特而地位显赫的司法官"坐朝堂，平断刑狱"(35)，正是北魏司法保留过去拓跋鲜卑部落首领"坐王庭决辞讼"(36)，处理部落成员纠纷和罪错遗俗的反映。

随着北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日益巩固，民族融合进一步形成，三都大官的部落制色彩逐渐淡化。汉族官员开始跻身三都大官之列，标志着北魏前期胡汉分治的司法体制，逐步向以拓跋皇帝为首的胡汉联合统治下的单一司法体制转轨。至孝文帝改制时，于太和十五年(491年)废除三都大官，以

大理寺卿取代之。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统治者始终保持着氏族部落时代敬老怜幼的习俗。历代皇帝经常巡视各地"亲见高年"，并赐给爵位和衣食。类似记载，史不绝书，可见并非完全是史家溢美之辞。在这种原始民主遗俗的影响下，北魏法制出现了一些独特的制度。例如，我国古代设有百姓直接向朝廷申诉冤屈的直诉制度。但无论是"挝登闻鼓"、"邀车驾"，或是唐武则天创置的"匦函"以纳诉状等方式，都是朝廷被动受理申冤。而北魏除设置登闻鼓外，还特地建造了"申讼车"，由皇帝或执政的皇太后亲自乘车巡行京城，主动受纳冤诉。此外，北魏首创"存留养亲"制度，也是敬老怜幼的原始遗风与汉以来儒家提倡的忠孝仁义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规定："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十七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37)此项制度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所承袭。
同姓为婚，华夏族早在周代已成禁例。《礼记 ·
大传》云："其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婚姻可以通乎，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此制自周以降，历代相承。于是"男女辨姓"，
"娶妻不娶同姓"遂成为婚姻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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