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魏律渊源辨  ○

文化素养和法律知识，又必然与其家世背景和个人阅历密切相关。以北魏前期修律立法的主要决策人崔玄伯、崔浩父子为例。崔玄伯乃三国曹魏司空崔林六世孙，熟知汉朝统治经验。史载道武帝经常向他请教"王者制度，治世之则"，并"曾引玄伯讲《汉书》"。而崔玄伯则常常援引汉代的历史经验，向皇帝提出决策意见。例如，他曾以汉高祖嫁鲁元公主与匈奴的故事，建议道武帝也对北魏周边各部族首领采取和亲睦邻政策；太宗明元帝时，他又引秦汉之制对一起大赦事件提出咨询意见："王者治天下，以安民为本，何能顾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调，必改而更张；法度不平，亦须荡而更制。夫赦虽非正道，而可以权行，自秦汉以来，莫不相踵。"(43)其子崔浩自幼"博览经史"，及袭乃父爵位后，"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常自比张良"；(44)他对汉律颇有研究，曾作《汉律序》。(45)以崔氏父子这样的出身汉以来的名门望族，书香世家的人主持立法修律，必然为北魏律带来汉律的影响。

实际上，在仅存的北魏律佚文中，有的显然直接源自汉律。例如，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445年)诏："诸有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46)《魏书》还录有仿效汉法，以"春秋之义"审决的疑难案例。《九朝律考
·后魏律考序》认为，此"略如汉之《春秋》决狱，江左无是也。"又如，北魏律设有不道罪。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年)禁止同姓为婚的诏令规定："有犯以不道论"；皇族元愿平因"志行轻疏，每乖宪典"，甚至"强奸妻妹于妻母之侧"，被御史中丞侯刚"案以不道，处死，绞刑"(47)；定州刺史许宗之借故杀人，反而诬告死者"谤讪朝政"。案发后，有司"以宗之腹心近臣，出居方伯，不能宣扬本朝，尽心绥导，而侵损齐民，枉杀良善，妄列无辜，上尘朝廷，诬诈不道，理合极刑"。(48)《九朝律考》卷五《后魏律考下》评曰："按汉律，不道无正法，最易比附，以不道伏诛者，无虑数十百人，俱见《汉书》各纪传。魏晋以来，渐革此弊。元魏定律，多沿汉制，此亦其一端也。"

再如，汉律规定有旨在孤立、打击农民起义军的"通行饮食罪"(49)和"监临部主见知故纵罪"。(50)而北魏因445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盖吴起义，太武帝为扑灭此次起义而费尽心机于正平元年(451年)修订律令时，特增设"故纵、通情、止舍之法"，以加重地方官镇压"贼盗"的法律责任。此法未见于魏晋律，应是北魏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直接取法汉律制定的。

此外，北魏司法因受拓跋鲜卑民族习惯的影响，常常"行刑犯时"，以至"京师及四方断狱报重，常竟季冬"，与儒家"顺时行刑"、"春生秋杀"的学说相违背。直到太和年间，中原名儒李彪才向孝文帝建议，明确提出仿行汉代"秋冬行刑"制度："诚宜远稽周典，近采汉制，天下断狱，起自初秋，尽于孟冬，不于三统之春，行斩绞之刑"等等。(51)由此可见，北魏立法建制深受汉律的影响。中原士族薪烬火传之汉学，在吸取了拓跋鲜卑传统文化的营养后，更加发扬光大，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汉律是北魏律的渊源之一，但不是其唯一的渊源。
(二)北魏立法亦有取法晋律之处

晋律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立法建制的重要成果，是这个时期唯一通行于全国的律典，必然对后世立法包括北魏律产生一定的影响。据程树德《九朝律考》考证，北魏《正始律》与西晋《泰始律》的篇目均为20篇，其中有刑名、法例、宫卫、违制、户律、厩牧、擅兴、贼律、盗律、系讯、诈伪、杂律、断狱、请赇、告劾、关市、水火等17篇篇名与晋律相同；(52)在不同的三篇中，仍有两篇出自晋律：北魏"捕亡律"是由晋"捕律"和"毁亡律"合并而成，(53)"斗律"则是从晋"系讯律"中分出。(54)此外，从北魏律的一些佚文也可以找到与晋律的某种联系。晋律出自贾充、刘颂、张斐、杜预等儒学大家之手，比较充分地贯穿了礼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礼法结合的典型的儒家化律典。例如，晋律引《仪礼》"丧服礼"入律，"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55)创立所谓"五服制罪法"。即以确定亲属范围和划分亲等的"五服"之制，作为亲属相犯行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北魏沿袭此制，如其"盗律"规定："按律：卖子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卖周亲及妾与子妇者流"等。(56)由此可以认定，晋律是北魏律的渊源之一，但不可能是唯一的渊源。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论："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57)
(三)北魏律渊源亦含有"江左律学因子"

南北朝时期，北方和南方政权虽然处于分治状态，但经济、文化的交流却始终没有中断过。北魏统一北方后，曾与南方的东晋、宋、齐、梁政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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