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  ○

都可能被政治
立法者改变的时候，应当如何来论证规则的合法性呢。宪法规范也是
可以改变的；甚至连宪法自身宣布为不可更改的基本规范（以及所有
的实在法），同样也会遭受到被废除的命运，比如在政体发生更替的
时候。只要人们能退而固守基于宗教或形而上学的自然法，那么，实
在法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便可以用道德来加以控制。实在法是有时间
限制的，它在法律等级体系中一直都从属于永恒有效的道德法，并接
受道德法的引导。但是，在多元社会中，各种同一的世界观和具有集
体约束力的伦理早已分崩离析，撇开这一事实不论，现代法律只是由
于它的形式属性便拒斥后传统道德的直接控制，而这种道德可以说是
我们所仅有的东西了。

　　2　实在法与自主道德的互补关系

　　现代法律体系是依据主体权利而建立起来的。这些权利具有一种
用妥善的方式使法人摆脱道德义务的特征。主体权利使得行

为者可以
依据自己的偏好去行事，通过引入这些主体权利，现代法律从整体上
贯彻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原则。在道德领域，权利与义务
之间一直都存在着一种平衡关系，而法律义务是资格的产物，来自于
对主体自由的法律约束。“法人”（Rechtsperson）和“法团”
（Rechtsgemeinschaft）这些现代概念说明，权利作为基本概念相对
于义务具有优先性。

　　道德世界在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方面是没有限制的，它涵盖了所
有的自然人，尽管他们的生活背景十分复杂；道德本身也把保护范围
扩展到了充分个体化的个人的同一性。相比之下，法团在空间和时间
方面通常都是比较具体的，只有在其成员获得主体权利的时候，它才
保护他们的同一性。因此，法律和道德之间更多地是一种互补关系，
而不是从属关系。

　　如果从外部来考察，结论同样也是如此。需要法律调节的事情与
具有道德意义的事情相比较，显得或是较为狭隘，或是较为广博：说
它较为狭隘，是因为法律调节涉及到的是外在行为，即强制性行为。
说它较为广博，是由于法律——作为政治统治的组织形式——不但要
处置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冲突，而且要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和履行一定
的政治使命。所以，法律不但涉及到狭义上的道德问题，而且还涉及
到实际的问题和伦理的问题，并让相互冲突的利益达成妥协。与道德
规则明确界定的规范要求不同，法律规范的合法性要求（Legitimit？
tsanspruch）依靠的是不同类型的理由。

　　正当的立法实践依赖的是由话语和协商构成的网络，而不仅仅是
道德话语。

　　自然法认为，法律体系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自然法的这一观念
是错误的。我们最好还是把法律理解为道德的功能补充。因为，法律
确实有效，又是合法制定的，并且可以反复诉讼，它能使那些具有道
德判断和行为能力的人摆脱纯粹基于个人良心的道德要求，主要有认
知要求，动机要求以及组织要求等。法律能够弥补高标准道德要求的
不足，因为从经验效果来看，这种高标准的道德要求最终在认识上是
模糊的，在动机上是不可靠的。自然，这并不能使立法者和执法者不
再关心法律与道德的和谐问题。但法律的调节过于具体，以致只能通
过与道德原则的相容性而为自身获得合法性。可是，如果实在法不是
从一种较高的道德法那里获得自身的合法性，那它又该到哪里去寻找
其合法性呢？

　　象道德一样，法律也应当保障所有人都享有同等的自主性。法律
也必须在维护自由的条件下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法
律的实在性迫使自主性发生了分裂，而且比较奇特，这种情况在道德
领域并不存在。康德意义上的道德自决，在下述条件下是一个统一的
概念：即它要求每个人都遵守那些根据自身的公正判断或大家共同得
出的判断而形成的规则。然而，法律规范的约束性，并不只是在于意
见和判断的形成过程，而且也在于立法当局和执法当局具有集体约束
力的决定。这样就有必要在概念上区分不同的角色，即法律的制定者
（和解释者）与一切有效法律的接受者。自主性在道德领域可以说是
人为铸造出来的，而在法律领域则只能以二元形式出现：即私人自主
与公共自主。

　　但是，这两个环节必须协调起来，最终做到一种形式的自主不能
损害另一种形式的自主。私法主体的行为自由与公民的公共自主是互
为前提的。这一互动关系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只有当法人在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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