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  ○

社会负担。与此同时，女权主义的批
判不但对准尚未兑现的要求，而且也针对那些成功推行的社会福利计
划所取得的含混结果，比如，由于补偿，妇女失业的风险反而大大提
高了；在低工资阶层中妇女的比例过大：“儿童福利”问题；以及妇
女的处境越来越贫困这一普遍趋势等。从法律角度来看，这种由于反
思而导致的歧视，原因之一在于判定何人处于困境以及划分贫困人群
时所使用的标准过于粗梗。因为，这些“错误”的分类导致了对生活
方式的“标准化”干预；这些干预把旨在补偿损失的措施变成了新的
歧视，把保障自由变成了剥夺自由。在涉及到女权主义的法律领域，
社会福利国家的温情主义（Paternalismus）就会是一纸空文，只要
立法和司法还因循传统的解释模式，并致力于加强现存性别认同的成
规。

　　性别角色和性别差异的划分，触及到一个社会的文化自我理解的
基本层面。只是现在，激进的女权主义才使我们意识到这种自我理解
是会出错的，需要加以修正，甚至值得质疑。女权主义坚持认为（她
们这样认为是正确的），在某些方面，（一定集团的）妇女和男人之
间在经验和生活处境上的差异，对于均等使用主体行为自由是十分重
要的，这些方面的差异在政治公共领域（politische？
ffentlichkeit），特别是在围绕着需求和标准的解释而进行的公共
讨论中必须得到澄清。因此，妇女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是一个极好的
例子，它充分说明法律理解的范式必须改变。

　　人们一直都在争论，法人的自主是通过私人竞争的主体自由来加
以保护，还是换一种方式更好一些，即通过社会福利国家官僚制度当
事人的客观劳动要求。经过争论，最终形成了一种程序主义
（prozeduralistisch）的法律观念，认为民主过程必须同时确保私
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主体权利应当确保妇女的生活方式具有私人自主
性，但除非在公共讨论中当事人把那些涉及到平等与不平等问题的重
要内容都搞清楚，否则，主体权利是无法得到恰当表达的。平等公民
的私人自主只有在公民积极行使其公民自主时才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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