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论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利思想宣传  ○

有的一个月要被打2至xxxx。[43]为了摆脱丈夫的暴力，到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寻求帮助的女性有归国的博士、国家部委机关的司长、大学教授、人大代表、检察院的检察长等。[44]据×××中级人民法院对1991年至1992年间3，30xxxx离婚案的调查，夫妻因打骂行为而提出离婚诉讼的比例高达四分之一。[45]毫无疑问，在中国家庭暴力现象具有普遍性[46].

　　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与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及商品文化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三纲”，其中之一即“夫为妻纲”，旨在将妻子置于丈夫的绝对控制之下，而为了有效地控制妻子，暴力行为和惩罚被视为正常而又必要。同时传统文化还有旨在惩罚妇女的“七出”之说，一旦女性违反这些戒条，丈夫即可休妻，而被休之妻则在家族和社会上终生受辱。传统文化还要求女性处处自责，若被丈夫殴打，需要责备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若丈夫有外遇，女性则被要求检讨自己是否尽到为妻之责。这实际上是要求女性对家庭内的任何不公平遭遇只能逆来顺受。这样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容忍、纵容家庭暴力。

　　1991年10月至1992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对上海、广州、西安和济南xxxx城市的调查显示，若将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观念与没有家庭冲突的女性观念相比较，可以发现前者的观念明显比后者传统，更信奉“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传统观念。例如，在存在暴力行为的家庭里，丈夫说了算的状况明显偏高，与那些没有家庭冲突的家庭相比，在上海高12.18，广州高14.55，西安则高11.11.[47]另外，一项对55例因家庭暴力而起诉离婚的调查表明，有34.6的丈夫男权思想严重，离婚理由包括怀疑妻子有外遇、嫌弃妻子生女孩等；还有19.2的丈夫是听从母亲的话而殴打妻子，有9.6的丈夫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而对妻子施暴。[48]

　　×××妇联权益部在2004年组织了有关“家庭暴力受虐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调查。在被调查的女性中，73的女性有工资收入，她们之所以长期忍受家庭暴力的伤害而没有反抗，是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如觉得丈夫打自己是家务事，说出去丢人，或为了孩子只能忍受暴力。[49]这次调查还发现，41受到伤害的被虐妇女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而拥有大专学历以上的施虐丈夫只有23，它表明在高教育程度的女性与低文化程度的男性结合的家庭里，较容易出现家庭暴力，因为这种婚姻模式令一些男士心理不平衡，无法忍受与妻子不对等的知识和经济水平，这种心理成为家庭暴力的催化剂和导火线。[50]

　　另外，中共文化的一大遗产是“单位”制度，而工作“单位”在介入家庭关系调节时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能保护女性的权益，但也培养了女性的依赖心理，让她们习惯于依赖“单位”来解决家庭纠纷。而到了dxp时代，就业形式多样化了，“单位”的社会功能急剧弱化，“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过渡，“单位”对职工在社会、家庭中的约束力越来越小。于是，许多习惯于依赖“单位”调节家庭纠纷的女性一旦遭遇家庭暴力，就失去了有效的保护。在长期的“单位”文化养成的依赖心理的支配下，许多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救能力弱化了，遇到丈夫的殴打只会消极对抗、忍气吞声，反而导致丈夫的无所顾忌、为所欲为。

　　这种现象一再为社会调查所证实。据前述的北京“妇女热线”对30位被虐者的调查，有一半以上的被虐女性受到“单位文化”的影响，曾寻求“单位”、居委会、邻居、工会组织和妇联的帮助，但结果这些机构或个人一般都以“这是家庭私事为由，一推了之”。[51]另外，根据前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调查，遭遇家庭暴力的女性普遍不愿离婚，其比例高于没有家庭暴力的家庭。例如，在上海，被丈夫殴打后选择“凑合过”、不愿离婚的女性比率比正常的家庭多10.94，在西安多18.67；而被丈夫殴打后选择离婚的女性比率则明显低于正常家庭，在上海低19.92，在广州低25.58，在西安低23.11.[52]据统计，2003年中国发生了26xxxx家庭暴力致死案，比2000年上升了50.3.通常，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一方面无法从“单位”得到帮助，另一方面自己又觉得投诉无门，感到无助与无能，于是忍耐就成为她们最常见的选择。×××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王凤仙指出：妇女遭到家庭暴力后，很多人都会向亲属或社会“公权力”求助，但很少能得到支援和帮助，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这是“家务事”，于是妇女只能在反抗与妥协中挣扎。[53]2003年，×××妇联的“反家庭暴力热线”发现，找她们咨询的家庭暴力受害者中，7xxxx的女性未采取报警、向居委会或“单位”反映等措施，结果司法机关无从介入。[54]在南通监狱女子分监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有23.xxxx的受害女性曾向娘家及亲朋好友或有关机构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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