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论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利思想宣传  ○

　　90年代以来，女性职工大批失业下岗，导致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一旦女性遭到丈夫的暴力行为，常常毫无反抗的筹码，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导致女性只能选择忍耐。这又鼓励了丈夫的家庭暴力越演越烈、变本加厉。[56]

　　据前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调查，女性的经济自主权大小与被丈夫殴打的概率成正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女性的经济自主程度越低，被丈夫殴打的可能性越大。例如，被丈夫殴打者的女性当中，每月在家中可以支配5xxxx上下的人分别是52.63(上海)、48(济南)、52(西安)，可以支配5xxxx至10xxxx的比例为36.84(上海)、44(济南)、36(西安)，而每月可以支配45xxxx以上的女性，只占10.53(上海)和12(西安)。[57]

　　前述的×××妇联权益部的专项研究调查也显示，64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的受虐时间几乎等同于她们的婚龄。这些受到家庭暴力伤害的妇女，年龄最大的68岁，年纪最小的只有26岁。这些女性在家庭暴力发生之初把夫妻间的“动手”当成平常事而容忍，导致家庭暴力不断升级。[58]

　　家庭暴力还包括丈夫对妻子施行性暴力和性虐待。但遗憾的是，中国《刑法》236条中的强奸罪并未把婚内强奸规定为强奸罪的一种[59].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向北京“妇女热线”哭诉道，她的丈夫是性无能，但却不断地折磨她，“又咬又掐又抓”，“每到夜晚，他就一边打着我、一边骂着我、一边咬着我”，“他发泄时的样子也十分可怕，两眼冒着凶光”，尤其令这位女士痛苦的是，她是一位受害者，却难以得到保护和解脱，而其丈夫是施害者，却没有任何现存的道义和法律予以惩罚与制裁。[60]

　　1999年到2000年的一项有关“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调查在问卷中设了20xxxx个问题，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了500xxxx调查对象，回收了3820份有效答卷。这次调查发现，中国女性仍然处于一种“性屈从”的地位。例如，曾经在自己不情愿的情况下不得不过性生活的妻子占40.4；更有甚者，曾经被迫过性生活的单身女性达到25之多；对80以上的女性来说，过性生活并不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而是出于“义务”、“满足对方”、“维持关系”等等性之外的原因。[61]

　　中国家庭中女性缺乏平等地位、财产权利、生育权利和遭受家庭暴力等现象有一个共同的歧视基因和文化根源，那就是男女缺乏平等，包括不平等的经济地位、不平等的主体意识以及不平等的人格尊严。尽管百年来中国经历了从清朝末年到中华民国再到人民共和国的政体变迁，有关妇女权利的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但传统文化仍然嫁接在现代社会经济环境上，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与现代商业文化中歧视女性的基因结合，使得侵害女性家庭权利的行为不仅从王朝时代延伸到当今的现代社会，而且侵害女性家庭权利的男性往往还利用现代社会的隐私原则掩盖其行径。这既是所有女性的悲哀，更是现代文明的悲哀。

　　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共同作用，使无数中国女性遭遇了无穷无尽、形形色色的家庭权利之贫困。尽管表面上中国女性百年来被剥夺、侵害和排斥的家庭财产权利、生育权利和免受家庭暴力的权利，大都是以法律纠纷、经济冲突和家庭冲突等形态出现，但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政治文化的基因和根源。中国女性要争取家庭地位、改善家庭权利所应努力的方向不只是法制建设，还必须重视教育普及、文化重建和社会的心灵净化。

   注释:
   　　[1]有关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和商品文化的定义以及中国妇女权利贫困的理论概念，参见孙伊的“妇女权利贫困的制度因素”，见《民主中国》，2004年第7期(www.chinamz.org/131issue)。
   　　[2]hongfan，footbinding，feminism，andfreedom：theliberationofwomen''sbodiesinmodernchina(london；portland，or：f.cass，1997)。
   　　[3]安德里亚·德沃金，“杀女──谈缠足”，见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的《主流与边缘》(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页239.[4]王行娟，“现代化中妇女的心理压力和妇女心理咨询”，载杜芳琴编，《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249.[5]石彤，《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排斥──以国企下岗女工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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