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中国村民自治的现状思想宣传  ○

【内容提要】2xxxx年中国的村民自治在经济建设、建章立制和民主意识自觉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也面临巨大的难点和困境，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过于依赖西方的自治理论及模式，而忽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特殊文化语境；二是权力与自治间充满强烈的矛盾冲突；三是过于重视"硬件"而忽视"软件"建设。因此应注重研究和理论创新，加强系统细致的立法建设，并将文化发展作为重中之重。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中国最大的变化在乡村”[1]。其中，村民自治发挥着相当重大的作用，这既表现在物质制度又表现在思想精神层面。一是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二是村民自治的制度体系已基本确立，使村民自治活动的开展有了制度保障；三是村民自治的精神和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但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不容忽视，它们严重地影响着村民自治的发展及其深化。

在笔者看来，当前的中国村民自治面临着亟须解决的三大问题。

第一，过于依赖西方的自治理论及其模式，而忽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特殊的现实文化语境。应该承认，几千年的中国政治为我们提供的民主和自治经验是较少的，而西方的民主传统和自治历史却很长，经验丰富。所以，当前的中国村民自治确实不能忽视甚至无视西方的自治资源，因为不管在理论还是实践上，西方自治都可为我们提供可靠的参照坐标和经验教训。正因为直接取法于西方的自治，中国的村民自治才能建立在自觉、系统和理论化的基础上。但西方的自治经验只能成为我们的一个参照，决不能成为生搬硬套的摹本，否则，中国的村民自治就难逃“桔在北则为枳”的结局。以此来观照中国的村民自治，有些问题颇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独立的村民自治理论话语体系的欠缺。中国村民自治与西方民主之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自治是在缺乏民主经验和民主理论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不可避免带来理论发展的滞后。因此，借鉴西方现成的民主理论和学术规范分析中国问题，对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创建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体系是必要的。但西方民主理论的产生和运用有其独特的文化语境，我们在运用这些规范时不能不考虑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特点。目前中国的村民自治正处于重“西方术语的转移”而轻从中国“内部的发生和发展”的阶段，这在理论探讨和活动实践上都有明显的表现。如“平等”、“精英”、“治理”、“选举式民主”、“参与式民主”等西方术语在村民自治研究中运用得比较随意、混乱，缺乏认真的甄别和确定，尤其缺乏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重新厘定与使用。这就造成了必然的局限：这些西方术语到了中国，许多内容在不知不觉中就流失掉了，用它们解释中国的问题常有似是而非之感，难以真正反映中国村民自治的精神实质。比如，有农民这样理解民主：“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这看似荒唐的笑谈却内含着西方话语在中国语境的尴尬。其实，正如“当‘平等''和‘参与''的概念应用于中国时，它可能产生不同的意义”[2]一样，"治理"、"选举式民主"、"参与式民主"这些西方术语也有其独特的内涵特征、生成语境，我们在运用它们时必须经过语境转换或者说中国化的过程。另外，当前理论界在村民自治研究中还存在对西方的各种理论重借鉴而缺乏理论创新的问题。如西方新制度主义、委托代理理论、公民社会理论、组合主义(法团主义)及公共选择理论等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理论被中国学者大量运用于村民自治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村民自治研究的学术性，对我们理解中国村民自治也不无启示意义。但整体而言，运用这些理论解释中国农村问题显得多有表面化和牵强之处，有学者就指出："没有深入到田野调查，运用所谓经济人和公共选择等通用武器来解剖中国农村的状况，很容易流于表面且无关农村与中国现代化的痛痒。"[3]所以，不能忽略一个根本问题，即结合中国尤其是农村的实际情况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理论体系。

二是村民自治实践重西方民主模式的模仿而轻中国民主制度的创新。中国村民自治之初借鉴西方的民主模式是必要的，但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应考虑自己的创建，因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在这方面，尽管我们已取得一些成绩，如实行“海选”和建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等，但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这在当前村民自治困难重重而西方模式对之感到“失语”时显得尤为突出。比如，在村委会选举中，按程序办事对培育村民的民主意识、保障其各项权利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中国传统所缺乏的；但过于遵从整体划一的程序规则，不从实际出发的形式主义造成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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