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中国村民自治的现状思想宣传  ○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点考虑解决当前中国村民自治存在的诸多难题。

第一，加大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力度，从理论与实践双向对流的角度，从学习借鉴西方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角度，从立足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解决中国的问题着眼，创造性地提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框架和基本理路，这是中国村民自治活动继续深入下去的关键。如果说中国村民自治的产生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以致于20年的村民自治主要依重西方的民主模式，而缺乏自己的理论构建，那幺，未来我们需要打破这一格局，进行多元整合；如果说我们过去更强调实践的操作层面，今天就应该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加强理论的深入研究与探讨；如果说以往对中国的本土经验与问题有所忽略，现在就该立足本土，实事求是，将解决中国问题作为目的。中国村民自治的理论设计应注意三个层面：一是加大对中国尤其是村民自治实际情况考察的力度，也就是要深入进行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二是加强对村民自治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因为中国的村民自治并非孤立进行的，它离不开各方面的制约，因此如何理顺村民自治与其它各方面的关系就是一个十分重要和迫切的问题。三是加强对中西自治理论资源的研究，将中国的村民自治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从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道路。

第二，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一直存在着困惑与矛盾之处，这一点在乡镇、村党支部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中表现尤其突出。这主要在于目前我们的有关法律规定还不完善，特别是缺乏明确的职权划分和可行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健全有关法律，首先要明确村“两委”各自的权责范围，要特别注意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必要时需要国家立法，以保证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及乡镇领导关系的合理和顺畅。这里有一个原则非常重要，那就是要立法贯彻权力限制原则。如在处理乡、村关系问题上，法律的有关条款既不能忽略发挥政府权力的参与、引导、调节、监督功能，也要防止政府违法侵犯村民的自治权。应鼓励各地进行制度创新，积极探索处理村“两委”关系的有效路径。如一些地区实行村“两委”联席会议集体决策制度，既可避免村党支部或村委会任何一方的权力集中，又有利于培育村干部的相互合作意识，还有助于村务决策的科学化。但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参加联席会议的各方坚持平等的原则，不能是一方控制另一方，否则联席会议会有名无实；二是要坚持村民自治的原则，村民是村民自治的主体，联席会议不能替代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总之，制度创新既要合理有效，又要合法，二者不可偏废。
   第三，从战略高度重视农村文化教育事业，使之成为村民自治活动的重中之重。从长远来看，文化教育是村民自治的根本。我们的村民自治设计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不仅将文化教育建设和发展作为村民自治成绩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且还要将之作为一种价值观渐渐深入人心。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都比较重视文化教育，有学者这样谈到美国的乡村教育：“美国的乡村人民从最早期就把教育看成民主生活中的重要柱石。必须全社会的人民都受到相当程度的教育，这个社会才能有真正的民主生活。因此，基本的教育必须是免费的，使任何人不必因经济的困难而没有受初级教育的机会，教育必须是独立的，不受政治上的干涉。”[8]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具有较高的知识素质。如在法国、加拿大等国，要想成为农民，必须经过三年学习并取得两年制农学院的毕业证书；瑞士、丹麦、荷兰等国家要求农民通过学习和培训取得"绿色证书"，才能有经营农场的权利，它们特别重视对农场主和准备当农场主的青年进行培训。日本农业行政人员都已达到大学水平。这些事例启示我们：农民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前提和关键。

事实上，中国乡村的文化教育建设和发展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有人提出，并进行了实验。梁漱溟曾说：以文化本位为前提对中国农民进行人伦本位的重组。[9]晏阳初则提出："我们觉得要创办一种人民生活的教育，非先了解人民生活的实况不可。因此，我们就跑到乡下，从人民的实际生活去找。结果，觉得一般人民最感困难的四个问题：一是愚，二是穷，三是弱，四是私。"[10]我们这里所谈的乡村"文化教育建设和发展"既有"道德教育"，也包括文化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教育，还特别强调"人文教育"。科恩指出，"人文教育，最不普遍，也最不受重视"，但却是构成民主智力条件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主社会，不仅要选择目的，并且要选择手段，而要明智地作出这种选择，社会成员即使不是所有至少也应是多数的，必须具有高度的人文教育的陶冶。经费与技术人才只能使用于公民直接认为或其代表认为值得使用的项目。技术专家是重要的，使用技术专家的人以及选择与影响那些使用技术专家的人更为重要。民主国家中，智能与高超的政策归根到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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