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中国村民自治的现状思想宣传  ○

浪费和低效率等弊端，却也应引以为戒。当前中国的村委会选举程序就存在着繁琐化、机械化和表面化的倾向。2002年，××××××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就出现了“无候选人”产生村委会的选举程序创新。这不仅方便了选民，减少了选举经费支出，也提高了村委会选举的工作效率。[4]可

见，在借用西方民主程序时，制定出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程序规则至为重要。
   三是对中国传统的乡村自治资源的忽视。当前中国村民自治明显存在忽视甚至否定中国传统乡村自治资源的倾向，如对中国家族文化的态度即是如此。应该说，传统的家族文化特别是家族制度在本质上是专制性的，是与现代民主精神不兼容的，因而在村民自治活动中有必要对其进行批判和扬弃。但任何制度都不能有利无弊，也不能有弊无利。在中国存在几千年之久的家族制度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避免中国家族文化中的“家族本位”观念等消极因素，而把传统家族重德治和互助合作等合理因素纳入法治的框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那幺，中国的村民自治就会受益不浅。如1990年5月22日《农民日报》载：在×××浙川县的张港村，村民发生纠纷时，村民调解委员会便找村中德高望重者参与评判是非曲直，从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被村民称为"道德法庭"。对此，有人说："由这些人组成的自治组织，具有道德权威和舆论权威，对上可有效地制约村干部，对下则约束村民的不轨行为，他们所依据的是传统的纲常伦理，也乐于接受''官面上''派下来的任务，是一支保持农村稳定的力量。"[5]
   第二，权力与自治的矛盾冲突。自古以来，中国农村一直处于权力的最底层，尽管农村社会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但从根本上说它要受国家专制权力的渗透和统治，因而处于被管制和服从的地位，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自主性。这种状况在新中国建立后有所改变，不过真正意义上的改变还是在村民自治活动开展之后。农村再也不是权力之下的一个符码，而是具有自主性和自治意义的地域，中国农村以前所未有的内涵与姿态呈现出鲜活的力量。但当前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强调农村与农民的绝对自由与自治，二是自觉不自觉地利用行政权力干预村民的自由与自治。

在笔者看来，以上这两种意识与做法都是有问题的，是造成当前中国村民自治难以向纵深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的村民自治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政府权力的制约；二是要逐渐加大村民自治的力度。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如果只讲前者不讲后者，所谓村民自治就无从谈起；而如果只讲后者不讲前者，村民自治就会失范。对于限制权力的滥用，给农村和村民更多的自治权，这一点容易理解，但难以实行，因为毕竟在中国大地上实行村民自治还为时不久，它需要制度完善和民主意识提高的过程；对于给村民自治一定的限制，发挥政府权力的指导监督作用，这一点恐怕难以理解，因为许多人不理解“自由也不是毫无限制的”，否则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尤其对中国农民来说，缺乏自由自治的历史传统，文化素质较低，思想保守落后，有时还缺乏公众、公德意识，没有一定的限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要使中国的村民自治得到健康发展，必须既发挥政府权力的积极作用，使之逐渐走上正轨，又要使农民得到充分的自治，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只有在二者的合力下，中国的村民自治才能是健康合理的。

第三，过于重视“硬件”建设，忽视“软件”建设。“硬件”是指有形可循的东西，主要指经济发展、建章立制等方面；“软件”即是不易量化的思想、文化、精神、伦理道德、心理等。当村民自治向纵深发展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制度”层面，而应考虑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建设了，否则，村民自治就是建于沙滩上的空中楼阁。科恩说得好：“只有设施而无精神，不能取得效果，只有精神而无设施，不能取得效率。”[6]

“软件”应成为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与对经济、制度的强调相比，我国的村民自治缺乏对文化建设的重视，比如现有的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示范达标活动等都明显存在重经济指标而轻文化教育等的倾向，村民自治的文化建设是一个提高整体文化素质的系统工程，这包括文化程度、教育状况、心理素质、公德意识、平等观念、民主思想与自由精神等内容。当前的村民自治对此关注得还不够。这也反映了当前中国村民自治过于注重功利性的缺失。“软件”建设有利于“硬件”的实施和进一步发展。dxp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7]同样，规则制度的实行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更好地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使经济可持续发展，显然离不开文化素质与自治精神的支撑。"软件"的建设还会提高农村的吸引力。农民向都市大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村经济与文化的双重贫困。从这方面说，如果村民自治不重视文化建设，即使农村富可比国，它也没有吸引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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