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记者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群众团体 ○
近年来，中国民间反日情绪高涨，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兴盛。那么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为何日益高涨，民族主义兴盛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不仅我们中国人在思考，而且中国的周边国家也在密切关注。尤其是在2003年中日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相关事件后，这些问题更成为中国和亚洲谈论的一个热门而又沉重的话题。2003年的最后一天，韩国第二大电视台----MBC电视台赴华采访队（以下简称MBC）就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等问题在北京采访了《外滩画报》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访问学者刘小彪先生。此前他写的有关“中国威胁论”的专著和一些中美、中日关系方面的评述文章，受到外界关注。
民间反日情绪高涨的四个原因
MBC：为什么中国民众现在的反日情绪如此高涨？
刘小彪：这是一个大的话题，需要做系统的研究，我现在能向您提供的只是作为一名中国青年记者的看法。
在我看来，中国民间反日情绪高涨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历史伤痛；第二，现实磨擦（包括近来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第三，中国的某些宣传思想和媒体报道；第四，中国民族主义的兴盛。前三个原因加上国际格局的变动和中国国力提升带来的民族自信心的增强等因素共同催生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但此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盛反过来又对前三个方面起到了某种强化或凸显的作用。
媒体报道从“浪漫”走向“愤怒”
MBC：我很关心你刚才提到的中国某些宣传思想和媒体报道方面的原因，能进一步详细说明吗？
刘小彪：前些日子，我曾到中国国家图书馆翻看20年前的《人民日报》，重新阅读那时的文章，感触良多。比如，1984年1月15日《人民日报》第7版刊有一篇题为“札幌之夜”的散文，作者蒋元椿曾任《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这篇散文讲述了作者在日本札幌一个小吃店吃晚饭的经历。这篇文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店主人伊藤）“取出一瓶啤酒，打开瓶盖，斟满了3杯，举起一杯说，‘希望我们两国永远友好！’我们（作者和同伴老孙）站起来，举起了酒杯，3个人相对着把各自杯里的啤酒一饮而尽。我觉得这不是苦味的啤酒，而是甘甜的友谊之露。我们向伊藤告辞，互相深深鞠躬。推门走到街上，外面呼呼地刮着寒风，但是多么叫人觉得温暖呵，这札幌之夜！”
这样的文章，我们现在很难看到了。
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的25年间，中国宣传思想和媒体报道的分水岭出现在1989年政治风波的前后。在1989年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是“亲西方”和“反传统”。中国的宣传思想和媒体报道对西方也充满着一种“浪温情怀”。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随后，中国政府开始着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大力倡导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并特别强调中华民族的概念。我曾对《人民日报》做过一些粗浅的研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国政治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在1988年使用过“集体主义”或“爱国主义”或“中华民族”这三个词语的文章分别有14篇、113篇和237篇，而相隔一年后，到1990年，使用过这三个词语的文章却分别剧增为91篇、517篇和637篇。反差如此强烈，并且这类词语上升的趋势在此后的很多年里也一直持续着。
中国政府当时这么做有它的道理，客观上也起到了很多积极的作用，比如增强了民族凝聚力等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一些青年开始“非理性”地对外部世界“说不”。
近年来，中国媒体在对日本和中日关系的报道中出现的大量“负面报道”既是对某些客观事实的反映，比如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等等现象；同时也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一种表现；当然这其中还掺杂着中国媒体在市场化过程中迎合读者的不良倾向等其他因素。
中国民族主义已进入“高火险期”
MBC：2003年，在中国发生了许多引人瞩目的事件，比如西北大学抗议日本留学生“辱华表演”的事件。你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刘小彪：西北大学正好是我的母校，我10年前在西北大学读的研究生，前不久，我到西安采访时，还回过学校，我对西北大学和西北大学的学生有一定的了解。事实上，西北大学的学生同中国其他所有大学的学生一样，在爱国、爱民族的方面是非常单纯和质朴的，他们没有什么功利思想和私心杂念，他们有的是一腔热血。无论是哪个时代，大学生都可以说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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