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梦奎：关于统筹城乡发展问题乡镇街道  ○

只要还没有稳定职业并且在外定居，土地仍然是农民最终的退路和保障。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城市人口的增长明显慢于城市规模的扩张。户籍制度制约的背后，是失业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卫生医疗、教育，以及城镇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压力

。对城镇政府来说，人口增加意味着负担加重，但农用土地转为非农用地不仅有当前收入，还有长远的产业聚集效应。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下，农民很难从土地产权转让和用途变更中得到合理补偿。失地农民相当部分没有新的就业机会，滞留在农村又没有生活保障。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低成本的工业化是靠农民两方面的支持推进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由于近乎无限的供给，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城乡差距扩大时期不会丧失，土地问题则是现在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一方面，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耕地减少很难完全避免；另一方面，我国人均耕地很少，必须严格保护耕地，非占不可的要给农民合理补偿。据统计，１９８７—２００１年，全国征用耕地２４００多万亩，至少有３４００万农民人均占有耕地减少到０．３亩以下或者完全失去土地。这里还不包括违法占用耕地。据卫星遥感资料，违法用地数量占用地总量的２０％—３０％，有的地方高达８０％。如果考虑到违法占用耕地，人均占有耕地０．３亩以下或者完全失去土地的人口可能高达４０００万—５０００万人，占全国农村人口的５％—６％，是个很大的数量。由于征地范围过宽，补偿严重不足，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就业没有着落的问题相当突出。国家统计局对全国２９４２个失地农户调查，４６％生活水平下降；这些失地农户共有７１８７个劳动力，安置就业的占２．７％，被迫赋闲在家的占２０％。不少建设项目征地款占工程造价比重只有３％—５％。许多腐败和犯罪案件与土地问题有关。农民上访６０％以上和土地有关。大量失地无业农民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毋庸讳言，土地升值的分配兼顾农民利益，会提高工业化包括招商引资的成本，短期内甚至可能影响建设进度；但是，提高广大农民生活水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既定目标，更何况，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有利于开拓国内市场，也有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顺利进行，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这里有两难选择，是权衡利弊和把握适度的问题。     （八）要始终把“三农”问题放到重要位置。农村人口将近８亿，新增人口主要来自农村。即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顺利，２０２０年农村人口仍有６亿左右，“三农”问题仍然是大问题，现在更是大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三农”问题甚至会显得更为突出。近年来耕地面积锐减，粮食产量下降，农村社会矛盾突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是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调整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增长主要来自非农产业，非农产业可以依靠自身积累实现增长；另一方面，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增收缺少重要支撑，又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不能再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而应该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要使几亿农民分享由此带来的发展机会和成果，而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在国家政策取向上，要向农村和农业倾斜，着力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九）现在突出地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解决发展进程中实际存在的城乡关系不够协调的问题。城乡关系处理得好，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就安定了。这是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坚实的基础。     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注重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这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又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相关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基本国情。既要有紧迫感，又要看到艰巨性和复杂性。几个经济发达国家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情况是：以工业就业者收入为１００，农业就业者收入法国为３６，西德为４４，美国为５６，差距都很明显，而这些国家当时已经是现代化了。美国农业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生产条件，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农民收入为非农业人口的４０％，５０年代为５０％，８０年代８０％，靠大量优惠和补贴现在才基本持平。我国农业生产条件总体不好，非农业人口占少数，经济效益又差，现在还不可能用很大力量反哺农业，城乡差距会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存在，特别是绝对差距。但是，现在就要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努力抑制差距扩大的趋势，减弱差距扩大的强度，积极为逐步缩小差距创造条件。从差距扩大到开始缩小的“拐点”，将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上一页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