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与生活演讲稿  ○

人，他们希望用法律来支持他们的生活期待，去反抗那些伪饰和谎言，以获得真实、稳定的生活身份和价值认同。法律对普遍化的强调，给人以蔑视个性、对抗人格的印象，法律在日常生活中所显示的世俗特征被人为地忽略了。法律最丰富、最生动的一面总是蕴藏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调动各自的聪明应对生活的种种问题和危机的过程中，完成了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法律智慧的增长。法律虽然担负着设计生活流程的任务，但是，我们不能单纯把法律当作组织日常生活的工具。如果只是本着一种功利的态度，运用法律来应付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就势必会造成法律价值与生活价值的错位。法律不单单是限制生活，更重要的是用规范去引导生活，用自由去提升生活。日常生活是市民社会的核心，日常生活的运行离不开市民社会自发生成的理性秩序，它不排斥生活参与者的种种欲求，而是时时召唤人们去挖掘权利资源、调和利益矛盾，从而使生活保持了充足的活力。 

有一学者认为：“法律之为法而有效，恒在于对一定人文类型既有之多数人的生活常规与一般的通义常理的肯认与积累，从而作为一种社会记忆中的‘生活的智慧’，予此多数人的人世生活以人间秩序。换言之，即基于人间秩序的常态、常规与常例，表达出人世生活的常识、常理与常情。从而，法律的规则即为生活的规则，法律的意义即为生活的意义，尽管生活的规则和意义不止于此。”（《说法活法立法——关于法律为一种人世生活方式及其意义（增订版）》，第5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法律是一种生活知识，法律意图是一种生活意图。法律只有尊重人们的生活感受和欲求才能够构建起进入人类心灵的意义世界，才能使人们确立“通过法律而生活”的态度。如果没有生活的滋养，没有人类精神和情感的灌溉，法律的土壤就会变得贫瘠不堪。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而地方性的本质就是生活的异质性。不同地域造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不同的法律文化。只有直面生活、亲近生活才能打破法律万能的幻觉，才能消解法律话语霸权，达到一种高境界上的契合。正如德国法学家赫尔穆特·殷科说：“法对社会道德怀着感激之情。建立真正的法，建立一种真正公正的和自由的社会制度，似乎表现为社会道德的义务。”

一种秩序主要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四种关系，虽然西方人言秩序必称法律，殊不知世界上不少地方并不推崇法律而生活仍然井井有条。例如，以中国传统社会为代表的“礼治”(道德)秩序，以伊斯兰诸国为代表的宗教秩序。

面对纠纷，民事的抑或刑事的，大的抑或小的，由于文化传统、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东、西方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中国，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群体主义或国家主义为伦理价值取向的，强调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而对个人的利益几乎不加保护。中国法律制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就是“调节”在解决纠纷中不同寻常的地位。在中国，判决乃至仲裁被视为最后的解决手段。他们不经当事人的同意就平息了争议，“‘调解’即‘和解’是指通过第三者解决纠纷，不给出有约束力的判决的方法。中国的调解者发生了这样的作用：他把互不理解的当事人联系到一起，从另一角度来看，他们不仅仅建立了当事人的联系，确定了事实上的问题，尤其是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甚至是可能的和建议性的决定——动用了强有力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上的压力，并施加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身上，使他们最终保留小的争议但达成‘自愿的’一致意见”①这种调解制度与儒家的观念有密切的联系。根据儒家的观点，法律制度不是中国文明的最高成就之一，而是令人遗憾的必需物。事实上，儒家通常认为跟法庭打交道是不体面的，即使一方当事人确有冤情。这大概也就是“小白菜”这个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悲剧式人物在被强暴后忍气吞声不报官府的缘由吧。“儒家还认为，诉讼代表着对人类事务中存在的自然和谐的破坏，法律由强权支撑，因此，在儒家眼中它是不洁的。儒家观点认为，大多数纠纷的最优解决办法不是经由君主的强权，而是经由道德上的说服。进而言之，诉讼使人好讼而无耻，只关注自身利益，从而有损于社会的利益。”②

和谐，是儒家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而“好讼”无疑是对这种秩序的破坏。因此，站在儒家的立场上，“非讼”“厌讼”就是必然的了。

儒家的价值强调的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社会秩序的和谐，群体的利益。和谐，是最重要的，一旦和谐遭到破坏，那么最好通过调和予以修复。如果一个人觉得被冤枉了，儒家的道德教导他最好“吃点儿亏”，让事情过去，“息事宁人”，而不是制造混乱，造成更大的冲突。通过“让”来积累美德，“吃亏是福”、“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

和谐，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社会目标，孔子就有“和为贵”的主张，而热衷于诉讼是道德低下的表现，因此，互谅互让是解决纠纷的正确方法。然而，在西方，则截然相反。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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