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与生活演讲稿  ○

以个人主义为伦理价值取向的，主张“个人利益至上”，保障公民与生惧来的平等权利、自由，非法律这些权利和自由不能剥夺。并且这些权利受到比普通法律更有效的宪法的保障，宪法后面还有社会民意，有由于自然法理论、超感性宗教、集团的多元主义等历史条件而形成的“法律至上”观念和“权利意识”的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对轻微的民事、刑事等纠纷一般均诉诸诉讼，即“好讼”观念。“现代西方社会思想的主导传统一直主张，人并不具备天生的、经过培育就可以保证公正社会秩序的善，但是，人是值得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且他们有能力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关于正确与错误的共识…它们把法律制度看作是通过害怕而相互制约的工具，是共同认识和价值的贮藏室，是强加在私人组织之上的框架，是从私人组织中产生的秩序。”③

因此，总的说来，调解机制，“非讼”、“厌怂”思想，虽然对缓解社会矛盾，节省诉讼成本等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严重影响了法律在立法与司法过程中的发展。如果说古代中国的调解制度有其历史合理性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是否应该对其全盘地予以继承？显然，今天，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在合法诉讼的大前提下适当运用调解机制来解决轻微的民事、刑事纠纷，并且是否适用调解机制应以当事人是否自愿为转移。所以，现在已是我们对中国传统的调解机制进行“批判继承”的时候了。

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关键的转折时期，中国告别了自己的传统时期，进入了现代；二十世纪是中国现代化建构和发展的时期，是我们跨出古典中国、进入现代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发生断裂性变化的时代；二十世纪，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时代，我们面对的高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变化都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之中。中国的今天，非常像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像是德莱塞1900年出版《嘉丽妹妹》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问题和矛盾，但也充满了活力和欲望；它不是一滩死水，却是到处喷发的美丽的混乱；它不符合我们的理想的标准，却展出了超出我们想象力的能量…

所以，我们当下最需要的便是一种社会普遍的法治意识，特别是从我们中学生时代开始,有法治理念,有法律意识,这样法治社会才得以建立，社会秩序终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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