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感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思想宣传  ○

些自尊较低的个体则可能会过度地、严格地服从。遵从及其伴随的自豪感和羞耻感根据其程度与类型构成了一种微妙的、渗透性的社会制裁系统。人们可以体会到这一系统具有强迫性是因为情感——一方面是自豪感所带来的快乐与奖赏;另一方面是尴尬感、羞耻感或羞辱感所导致的惩罚。与正式制裁不同的是,遵从这种情感系统事实上可以随时出现,但却无法看见。也就是说,社会控制包含了一个生物社会系统,它以无声的、连续的以及无法看见的方式在社会成员内部发挥着作用(sheff,1988:396)。

(二)群体团结与社会团结

“社会何以可能”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不同的理论传统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出解释。进化论传统关心的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如何获得了组织性和社会性的提升。特纳(2001:118)以为,人类和猿拥有98的共同基因,人类建立起灵活紧密的社会联结,而猿则保持了较低的社会性,其原因在于自然选择重新组织了大脑神经,使人类获得了在大脑皮层理性地控制情感反应的能力,一旦这种控制存在,情感就可以用来铸造强有力的社会联结,从而增强人类对自然的适应能力。

交换网络理论与互动仪式链理论都试图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现代社会的行动者追逐各自特殊利益的时候,是什么力量将他们聚合在一起?他们的分析对象不是行动者本身,而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是,前者关注的是交换关系,后者关注的则是互动仪式中的关系。当他们的视野延伸到情感领域时,就分别将侧重点放在了情感在维持这两种关系的功能上。劳勒(lawler,e.j.)及其合作者们发展了一种交换网络的情感理论,以此来说明社会交换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在促成群体团结中的作用。这一理论特别关注社会交换所需要的共同行动(jointactivity)以及在共同行动中的情感反应对群体团结的影响。任何一个社会互动都需要共同的行动来完成其或隐含或明确的任务,这种共同性有两个基本尺度:第一,行动者的个体贡献不易被确定,或很难从其他人的贡献中分离出来,这就是共同任务的非分离性;第二,行动者很难把产生积极情感的成功的荣誉全部给予自己,或把产生消极情感的失败的谴责全部给予其他人,这是共同任务的共享责任(lawler,2001:333)。

归因研究表明有一种追求私利(或快乐主义)的归因倾向,也就是说,个体往往会把好的事件或行为作内在归因,而把坏的事件作外在归因,这种倾向被视为交换关系的重大威胁。然而在共同行动中对成功或失败的共享责任的感知越深刻,行动者就越倾向于把所产生的情感归因于诸如关系、网络或群体之类的社会单位。由成功交换所产生的积极情感的群体或网络归因排除了追求私利的偏见,同时增强了对自我的自豪感与对他人的感谢;反之,由失败所带来的消极情感的群体或网络归因则没有排除追求私利的偏见,这样,行动者对他人的愤怒就会多于对自我的羞耻感。因此,积极情感的群体或网络归因会增加行动者对社会单位的情感依恋,而消极的归因则会促进行动者的情感分离或疏远。劳勒指出生产性交换,即协调行动或联合资源以产生共同利益的交换比其他任何形式的交换所需要的相互依赖的程度都更高,所以,生产性的交换任务有最高程度的非分离性,也会产生最强的分享责任。如果成功则会导致最强烈的愉快感受,如果失败则会产生最强烈的消极感受,从而可能对内聚性和团结造成影响最大的情感后果。

那么网络是如何转化成群体的?劳勒指出,在积极联接的网络中,成功的双边交换会增加双方行动者与其他人交换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处于积极情感状态中的人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会更加合作与包容,或者说积极连接的网络应该会促进情感从一个双向交换关系扩大到另一个。因此,在积极联接的网络中,成功的双向交换会增强对网络以及特定的交换关系的情感联结;而在消极联接的网络中,成功的双向交换会增强对交换关系而不是对网络的情感联结。在积极联接的网络中,重复交换用密切的纽带把网络转化成群体;但是重复的不成功的交换则会阻碍群体的形成,并产生一个以稀疏松散纽带连接的网络。值得注意的是,在不断增强联结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抵消团结的力量,即身份的丧失。人们具有一种极限,过了这一极限,人们就会有一种自我丧失感。当这种自我丧失感增强时,个人就会体验到一种消极的情感,从而竭力想从网络中撤离出来,这就会降低网络的团结。

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社会学应以面对面互动的概念为基础,或者说宏观的社会结构是由个人间的微观际遇产生并支持的。他认为“社会”不是一个抽象的系统单位,而是通过仪式参与和仪式性符号能彼此感觉到团结的人们的集合。在成功的互动仪式中,通过共同的关注焦点与共享的情绪建立起高度的情感协调,其结果是产生成员之间的团结感。共享的情绪最初是短暂的,但是通过互动仪式将其转化为长期的“情感能量”(emoti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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