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感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思想宣传  ○

lenergy)。高度的情感能量是一种对社会互动充满自信、积极与渴望的感觉,人们可以从互动参与中感受到共同的成员身份。高度的情感能量还会产生利他行为,并且通过高度关注集体的象征性符号而产生保卫与尊敬集体的意识。所以,科林斯认为正是互动仪式中的情感能量将人们聚合在了一起,导致了社会团结。

(三)特殊主义行动与“面子工夫”

与西方学者在该领域所做的研究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学者或社会心理学者,如金耀基、黄光国、翟学伟等则展开了对中国的本土概念——“脸面”、“人情”的富有特色的研究,尽管他们所做的并非纯粹的情感研究,但是他们所分析的“脸面”、“人情”以及“耻感”对华人行为的影响是情感的跨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所以有必要提到他们关于情感方面的分析。尽管几位学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均把“人情”与“面子”作为理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重要概念。

首先,关于“人情”。黄光国(2004:11)概括了人情在中国文化中的三种含义:一是指个人在遭遇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一个人要做到通情达理,应该在了解别人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之后,能够喜其所喜、哀其所哀,甚至能投其所好、避其所恶。二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含具体的金钱、财货或服务,而且还包含抽象的情感。三是指中国社会中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金耀基(2002:105)也特别指出,人情不同于感情。他认为西林(silin,r.)把人情译作humanobligation似乎更接近“人情”一词的本义。人情可以解释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之规范。“送人情”这类的惯用语表明,人情在人际交往中是一种资源或社会资本。所以第二种与第三种含义对中国人的行为有特殊的影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借用黄光国关于中国人际关系的划分: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笔者以为二位学者所说的人际关系之规范主要是针对混合性关系的。而这种关系的特色在于,交往双方彼此认识且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关系,但并不深厚,一般而言,可能包括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同乡等,其交往的本质是特殊性和个人化。这种混合性关系,或者说这种特殊的情感关系产生了一种伦理意义上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尽管霍曼斯也曾提出情感可以作为社会交换的资源,但是在西方社会中,情感远不像在中国社会中这样富有差序性和特殊性。所以,处在差序性关系网络中的人们之间的交换并非工具性的,也不遵循公平的交换原则,而是根据亲疏远近所采取的特殊主义的行动。因此,人情是一个特殊的本土概念,它包含了关系网络中的义务规范、回报规范,且与等差性的关系格局紧密相关,由此导致了中国人特殊主义的行动。

其次,关于“脸面”。根据戈夫曼对“脸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脸面”不是中国人或东方人所特有的,但西方语境中的“脸面”与中国语境中的“脸面”是不同的。几位学者的研究大体上都认为,在中国,“脸”代表了个人的人格和品性;“面”代表了个人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声誉。金耀基认为在粤语中,并不区分脸与面,而“面”的含义就包括了脸与面,所以他建议将“面”区分为“道德性的面”与“社会性的面”,以此来替代我们所谓的“脸”和“面”之分。翟学伟(2001:76)指出,中国人与西方人“脸面观”的重要区别在于,“脸面”在西方只用一个词“face”表示,这隐含了脸和面子在西方是同质的,即“个人对自己形象的塑造和所具有脸的资源的多寡直接关系到与他人关系的建立和获得面子资源的多寡”;而在中国,面子资源的多寡是与等差性的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的的。在其脸面四分图模式中,他还指出那种刚正不阿、铁面无私、讲理想、讲骨气的人在他人心目中没有获得较高的地位,反而被讥讽为“不通情达理”、“做人太认真”或“不会做人”。可见,中国人的“脸面”是异质的,在“脸”上下的工夫越多,反而越得不到面子。

那么在中国“丢脸面”所产生的情感,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行为?金耀基分析了“社会性的面”、“道德性的面”与“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丢“道德性的面”即“丢脸”会产生“耻感”,但这种“耻”不是由于违反了规范或逾越了规则,而是因为“自我”不能达到理想的境界而产生的道德上的自律自责;而失掉“社会性的面”即“失面子”也会产生“耻感”,但这一“耻感”则是因为失掉了社会身份和地位所导致的一种羞辱感,这在中国是极其重要的事。为了避免前一种“耻”,个人要加强自己的人格道德修养;为了避免后一种“耻”,个人则必须“争面子”。根据翟学伟的观点,“面”比“脸”更重要,所以中国人讲做人的重点放在了“争面子”,而不是“争脸”上。由于面子意味着社会地位和关系网络,所以拉关系、撑门面成为中国人社会行为的特点。在人际交往中,不仅要给自己争面子,还要考虑到他人的羞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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