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止腐败需要对滋生腐败的制度化机制进行系统的整治思想宣传  ○

　我们有必要将每一个腐败个案的查处，当作制度改进的学习机会，有针对性地推进和落实制止腐败的制度化机制，改善权力运行的制度环境。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腐败窝案，最近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甚至，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该案，并将郑案定性为“以权谋私”。郑筱萸的落马，再一次表明了政府惩治腐败的坚定立场，但也再一次向我们提出了腐败个案背后的制度环境问题。每一个腐败个案表现可能都各不相同，但在所有腐败个案的背后，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腐败滋生的“制度生态环境”。权力滥用和腐败行为本质上是人对制度的挑战。如果不改变滋生腐败的制度环境，“前腐后继”的丑剧就会不断上演。

　　制度的生态环境可以抑制权力滥用和腐败，这与湿度、温度、阳光等物理化学要素可以抑制食品腐败变质的道理相似。为了防止食品腐败变质，我们发明了冷藏技术、保鲜技术、消毒技术等等。为了制止权力滥用和腐败滋生，我们也要对滋生腐败的制度化机制进行系统的整治。

　　制度的生态环境对于抑制腐败的作用，其实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理解。腐败分子更是对其中的道理心知肚明。在郑筱萸案中，有一个颇具讽刺性的细节。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现场，一位观众当面向郑提出一个问题：药监局具有广泛的监管和审批权，如何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郑的回答是三句话：通过职业道德和伦理教育使官员“不愿为"；通过制度监督和制约机制使官员“不能为”；通过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使官员“不敢为”。这三句话，核心其实是权力运行的心理和制度环境问题。可惜，尽管手握重权的原药监局长，比普通人更清楚权力行使的制度环境，但并不能使他按照“三不”原则来行使权力。因为我们已经看到，郑本人以及他的同伙，不仅“愿为”、“敢为”，而且也“能为”。

　　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并不是突发性的，也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制度环境因素在权力寻租和滋生腐败方面起着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么说，并不是为腐败分子开脱，而是要认真对待“制度反腐”的话题。虽然我们可以、也应当通过对官员的教育和职业伦理的培育，提升其“权为民所用”的公益心，但反腐难题的求解，却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官员的自律。因为人性存在弱点，权力容易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通过调整权力运行制度环境的“制度反腐”，是预防和遏制腐败现象的必由之路。腐败现象既是腐败分子个人行为，也是特定制度环境影响和作用的产物。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发现，几乎所有腐败现象发生的背后，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规范公共权力行使的制度缺陷；几乎所有重大腐败个案的背后，都存在着严重的规范和制约公共权力行使的制度缺陷。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有必要将每一个腐败个案的查处，当作制度改进的学习机会，有针对性地推进和落实遏制腐败的制度化机制，改善权力运行的制度环境。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环境，包括很多方面的因素。大致说来，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权力运行的外部制度环境，其二是权力运行的内部制度环境。权力行使的外部制度环境包括以下几个核心要素：

　　第一，透明度和信息公开。如果权力行使过程是公开的而不是暗箱操作，腐败滋生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因为公开使权力行使受到更多的监督和制约。在这个意义上，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第二，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如果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并不是由官员单方面做出决定和发布命令，而是允许利益相关的当事人或者公众有效地参与到这一过程之中，就可以“以权利制约权力”，使公共权力行使更加理性化。

　　第三，制裁机制的有效性。如果权力滥用和腐败受到制裁的可能性很大，那么惩罚机制所承诺的制裁，才可以产生一种心理威慑效果，使官员“不敢为”。从权力行使的内部制度环境看，促使权力规范、理性地行使，核心是如何真正落实决策的民主集中制、内部的职能分离和相互制约，坚决制止领导的“一言堂”。应该说，在这一方面，我们并不是没有制度，但问题是这些制度在欠缺法制化、程序化的环境中很难得到落实，有时甚至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