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缘何解决难乡镇街道 ○
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民负担大幅减轻，尤其是随着中央1号文件和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种田效益显著提高，农村土地纠纷问题日益突出。各级政府虽然制订了一系列关于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及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实施方案和意见，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深层次问题仍然令广大基层干部感到十分棘手。
1、“两个稳定”难两全。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最终要实现“两个稳定”，即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和农村社会稳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两个稳定”很难“忠孝”两全。如果以土地实际经营为基础，稳定现有的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地多户与地少户、有地户与无地户的矛盾很难解决；要解决这些矛盾纠纷，一些村组又无机动地、零星地和荒地，那么无地农民找谁要地？要谁的地？这样势必要对现有土地进行大的调整，这又会违背“大稳定、小调整”的基本原则。现在的情况是，有地或地多的农户坚决反对动地，理由是当时搞二轮延包发《土地经营权证》时讲好了30年不变。这样一来无地农民种地问题得不到解决就要上访，有的甚至抢地种，从而造成社会不稳定。 2、基础不牢难界定。部分村组未严格按照政策开展二轮承包，土地承包关系变动频繁，土地承包关系基础不稳，从而导致土地承包纠纷很难解决。有的村1998年—1999年就按政要求开展了二轮承包。但这些村基本上采取的是三、五年大调一次，而未能执行“30年不变”的政策，因此土地权属与二轮承包之初相比仍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不以二轮承包时1998年—1999年重新调整的土地承包关系为基础，解决无地户的种地问题，则与上级文件要求不一致；如果死抠以二轮承包为基础，那么以后重新调整而且打乱重分时得到土地的农户，就要退回到二轮承包时的原状，这样势必会造成更多的矛盾，甚至无法操作。
3、人多地少难平衡。大多数地方人均耕地原本就少，加之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基础建设需要征用大量土地，致使人地关系“雪上加霜”。再加上土地补偿或土地置换不到位，从而导致人地矛盾十分突出。有的村组由于工业发展租用、修高速公路征用，甚至人平不到半亩地，由于土地补偿的“专享”，村组之间调地也难以进行，二轮承包的基础不复存在，政策无法执行，怎么调整都难以平衡，并且与二轮承包之初相比，8xxxx的村组人口都大量增加。由于修路占地较多，人口增长较快，人地矛盾严重，农民高呼“要地”，而地从哪里来？
4、自相矛盾难操作。有的农户在1999年二轮延包时分有承包地，后来弃耕抛荒。2002年重新调整时，他们就没有分到土地。按照国办发[2004]21号和鄂政发[2004]36号文件的明确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以土地撂荒为由收回农户的承包地，已收回的要予以退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 文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两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1995年省人大颁布的《湖北省农村承包合同管理条例》规定：荒芜承包地、放弃生产经营行为，经发包方劝阻无效的，可以变更和解除承包合同。有关政策规定与法律法规明显不吻合甚至自相矛盾。还有一种情况是，少数村组的做法与上级政府和法律法规不一致，比如一些地方将机动地用以抵偿村组债务，这种做法也找不到政策和法律依据，值得探讨，应引起重视。
5、有悖方向难引导。农民返乡要地表面看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视和关心，反映了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真正落到了实处。但我们认为，外出务工农民返乡要地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应引起高度重视。尽管一些农民不愿接受，但各级干部仍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正面引导：一是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调查表明，各地因农民返乡要地而引发的土地纠纷不断，而且呈现上升趋势。二是不利于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在现有的农业生产技术和装备条件下，一家一户种几亩田地不可能真正致富，只有对农业生产实行集约化和专业化经营，走适度规模经营的路子，农业产业化才能真正实现，农民才能致富奔小康。三是不利于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就必须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从而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如果进城农民纷纷回流返乡，则是背离城市文明和现代生活的一种短视行为，是历史的到退。四是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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