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村委会选举中的违法行政行为及其法律规制乡镇街道  ○

问题是村民自治权利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尤其是村民选举权利救济制度极不健全。村组法只讲了应当如何进行选举，而没有讲不遵循规则进行选举的惩罚制裁措施，缺乏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害村民选举权利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农民权利保障与救济的规定。
       目前，我国刑法仅以第256条规定了破坏选举罪，该条规定：“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时，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但这一规定只是保护公民依照宪法规定所享有的选举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的权利。依罪刑法定原则，村民选举权利不在受保护之列。这也就是说，在村委会选举中，若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碍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则至少我国的刑事法律将对其束手无策，无法对其定罪量刑。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处罚法》，也都没有涉及到对村委会选举中的行政行为的相关规定。我国规制村委会选举的唯一一部全国性法律——《村委会组织法》，只是在第15条以高度概括的、具体适用起来十分困难的寥寥数语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这一条规定实在过于原则，规定的有权受理机关太多，且并未明确具体的处理机关以及各种机关处理决定的各自效力，更未明确应如何处理、应追究何种法律责任和有权处理机关不依法处理时的责任。
       中央层面的立法缺乏对行政主体侵害村民选举权利的救济制度和法律责任的规定，地方立法亦然。村委会选举中大量适用的是省级选举法规，但一方面，省级选举法规的规定只能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进行制度设计、不能够突破高位阶的村组法等法律规范的精神和原则，因此难以有所作为，另一方面，现行的省级法规又各自为阵，形成一种行为在a省合法而在b省则不合法或者在a省只受这种处罚而在b省则受他种处罚的局面，造成全国法制不统一和适用上的混乱，同时这些法规本身又存在许多不尽合理之处，法律漏洞很多，亟待完善。
       通过对中央和地方立法的上述考察，我们不得不无奈地承认这样一个既定事实，即在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我国根本就没有村委会选举行政诉讼救济制度！有关村委会选举的其它行政救济手段的规定也是极不健全的！成文法的上述局限性给广大农村蓬勃开展的村委会选举活动出了一大难题，无法充分满足村民自治实践发展的需要。同时，法律制度资源的这些欠缺在理论上也是与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依照法理，有权利必有救济，公力救济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权利救济方法[2](p359-361)。法律既要宣告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应当宣告对这些权利的保障和权利受侵害时的救济，否则这样的法律本身是不完善的。同时，充分有效的法制保障也是民主的应有之意和实现民主的前提，没有保障的民主很难说是真正的民主。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农民有权直接选举村委会成员，这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并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和保护。然而与对村民基本选举权利的规定相比，村委会选举法律法规却尤其缺乏对这些权利的救济的规定，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我们认为，依据权利救济的基本理论，并基于村委会选举的重要意义和公力救济尤其是诉讼救济制度的优越性，为真正更好地保障广大村民的选举权利、约束行政权力、及时处理好选举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纠纷，我国应当尽快建立健全村民选举权利的法律救济制度，完善对村委会选举纠纷和违法行政行为的处理机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和违法必究。具体说来，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下列制度来达到上述目标：
       第一、村委会选举的诉讼救济
       选举诉讼救济一般包括刑事诉讼救济、民事诉讼救济和行政诉讼救济三种方式，但对村委会选举中的违法行政行为的救济并不包括民事诉讼救济方式。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我国选举诉讼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选举诉讼理论很不完整，同时因为选举诉讼具有许多与其它诉讼不同的特点，它在案件的受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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