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定《农民负担控制法》，依法解决农民负担乡镇街道  ○

，是农民负担居高不下重要因素。
   　　５、乡镇政府规范的行政行为和村委会的不合理做法，直接加重农民负担。首先，编外干部过多，不合理的干部建制是使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重要症结。有些乡镇机构设置过多，受聘的编外干部占了乡镇干部的很大部分。其次，村级财务管理混乱，缺少监督制约机制，损公肥私，乱支滥用，贪污挪用，公款吃喝现象严重，最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有些地方，各种财务公开上墙制度被取消或形同虚色。集体财产，各种提留，收入是多少，很少向村民公布，各种收费标准群众不知道，只能是村干部要多少给多少，且无发票无收据。
   　　６、农民自我保护机制的缺乏也是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原因。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它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委会干部的撤换和增选由村民会议决定，村干部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及时向上级政府反映农民的意见和愿望。但在实际上村干部的任免主要还是由乡政府决定，对村干部的考核，主要由乡镇党和政府掌握，村委员会的工作主要由乡镇党委和政府布置，村委会成为乡镇政府下辖的一个准政府组织，因而在实际工作中，村干部往往考虑的是要对上级领导负责，农民的信息、愿望和要求很难及明准确地传递到高层决策部门。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来自上面的各种摊派束手无策。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一村民委员会职能异化，很难真正把农民的意见、愿望向上级政府反映。 二、农民负担存在的负效应和现实危害农民负担的加重具有十分重要的危害。分析其危害。
   　　１、农民经济贫困状况加重。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生活是低水平的，农民经济收入由于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很不稳定，可是农民所承受的负担却是稳定的。个别地方农民负担的增长速度甚至高于农民经济收入的增长速度，从面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使本来就很贫困的农民贫困状况更加重，导致农村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标准较长时间滞留在温饱水平上。
   　　２、党在农村政策的落实受到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对发展农村事业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对农村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然而，落实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却不令人十分满意。上级党委和政府三令五申，取消农村一切不合理费用，坚决把不合理的农民负担减下来。可事实上，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步履十分艰难，农民肩上的负担并没有真正减少多少。这一事实使农民对党在农村政策的落实产生一种失望感，削弱了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的权威。
   　　３、农业的发展后劲受到阻碍。由于农民负担的加重，农民的民收入积累直接受到削弱，这对农业的延伸发展无疑是一个阻碍。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农民的经济收越增加，负担的项目就越多。加之有的农村政策不能完全落实，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发展后劲处在软弱和不足的状态之中。
   　　总之农民负担的增多，数额的加大，农民收入的增长跟不上负担的增长速度，负担的增长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其后果不仅是农民

的生活水平渐趋下降；扩大再生产能力减弱；制约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而且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三、 农民负担的法理分析
   　　从法律上看，农民负担问题多为政策调整，法律并没有真正到位，处于内隐缺失的地位。
   国家税赋是农民负担的第一块。国家对农民实行的是轻税政策，农民的税负是很轻的，对此农民们对此没有什么意见。但从法理上分析有几个问题可提出思考，中国财税体制自1994年开始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了分税制和新的流转税、所得税制度。税收改革以后，在已有流转税、增值税、所得税这样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税制情况下，仍坚持单独设立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这有可能违反了税收的公平和中性原则，形成一种法定的基于身份不同的“制度性歧视”。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法定的制度性歧视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甚至起到了错误的导向作用。因为，农业税实际上是基于农民的身份而缴纳的税种,这即是说只要你当农民,就必须纳税,这实际上是一种农民税.中国有市民税吗?有干部税吗吗? 缺乏最起码的平等地位和法律同等对待的公平制度，其结果只能使农民更加远离法治，这是需要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的。
   　　农民负担的第二块：是所谓的“三提五统”，即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提留统筹和劳务。作为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制度安排，同样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处。首先，“三提五统”虽然它不叫税，但它具有税收所有的固定性、无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村提留和乡统筹不构成农民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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