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定《农民负担控制法》，依法解决农民负担乡镇街道  ○

大负担，但 在经济不发达的落后地区，各种“三提五统”如所谓的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优抚费、计划生育费压得农民喘不过去来。
   　　其次，国家机关对农民的收费，这是行政机关以强制性方式无偿取得农民财产所有权的行为，从法理的角度分析，这些具有明显的政府职能性质，它们本应属于政府财政支出的范畴，而不应转嫁由农民交费。这种貌似公正的“三提五统”严格说来，其中不少是重复收费、乱收费，这里可见制度上的混乱。本来不应由农民自费自治的事，却由农民来自费自治，这种制度上的安排，混淆了权能与职责，是我国行政法规不健全的重要表现；其三：根据国务院《农民负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的规定，村提留和乡统筹必须控制在农民上一年人均纯收入xxxx以内，从国家农业部等单位统计的农民统筹看，农村提留的费用没有超出xxxx的限额，约在4.xxxx-4.xxxx之间，可是，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极不平衡，有些地区低于xxxx，但另在另外一些地区则大大突破xxxx限制。实际上，许多地方都突破了xxxx限额。在调查中有的村干部很坦率的告诉我们，由于村集体经济几乎是零，村里的费用、开支都由农民负担，若真正按农民上一年纯收入xxxx的比例提留，那么提的费用可能连发村干部的工资、补贴都不够。既要保证乡村统筹、提留，又要保证村里的各种开支，又不能突破xxxx限制，那就只好在上一年纯收入这个底数上作文章，对于“上一年人均纯收入”这个数字的统计，各地都有自己的方法，不论使用哪一种，最后都通过提高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来增加提留、统筹的数额，结果显然是是农民负担的加重。另外，农民负担xxxx“一刀切”的规定，忽视了农村贫富差距的事实，使收入水平不同的农民承受相同数额的人均负担，这也可能起到了劫贫济富的消极作用，特别是加重了低收入农民的负担，甚至不断引发一些恶性事件发生。
   　　农民负担的第三块，是地方政府和各职能部门在法定税赋和“三提五统”之外巧立名目强制向农民征收的各种费用、罚款和集资款。这是农民最不满意的收费内容，而且通常这种收费的额度是比较高的，一般称为乱收费、乱摊派。取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话说“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费大于税，很多政府机关在国家规定以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从中央到地方直至村镇集体组织和街道居委会，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学会、行业协会等，几乎都有收费行为，名目之多，总额之大，已到了惊人的地步”
   　　在农村，政府职能部门，以服务为名，行收费之实，也就是“部门出点子，政府出面子，农民出票子”，采取所谓“上面拔一点，财政拿一点，农民筹一点”的办法。这种“政府行为”，实际上是旧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在作怪，这种制度安排使政府职能过于膨胀，使政府过多介入本不应介入的农民的社会、经济行为领域。
   　　最近，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针对近几年一些地方以加强管理和服务等为名对进城农民巧立名目乱收费现象，国家计委会同财政部发出《关于全面清理整顿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收费的通知》，规定，对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征收的包括暂住费、暂住（流动）人口管理费、计划生育管理费、城市增容费、劳动力调节费、外地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服务费、外地建筑企业管理费等在内的多种收费将一律取消。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这仅仅是解决了这些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财产权--免受政府不适当的行政收费行为侵害的问题。而除此之外，进城农民还有许许多多的权利需要保护。例如，他们的人格权，他们在劳动法上的种种权利，他们的子女的受教育权，等等仍有待解决。
   　　我们认为乡村政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代表着国家的权威，它所具备的行政权威容易为乡村政权索取各种利益提供体制条件，如果法律不能防止作为国家政权基础的乡村政权的超界行为，如果法律缺乏有效制衡乡村行政权的制约机制，如果一切越界的“政府行为”没有得到法律的抵制与纠偏，乡村政权就不仅不能成为构建农村新秩序的资源，反而会衍生出农村的内部分散，导致公权力与私权利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加剧农民与政府的冲突，导致法律在农村的运作前景衰微。
   　　可能有人会说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是绝大多数农民仍未能举起自我保护的大旗，有效运用法律捍卫自己的利益。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陈之迈先生在《中国政府》中曾指出：“特别是在法治精神尚未十分发达的今日，讲求实际尤为必需，因为法令与事实是不一定相符的，而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事实。”中国农民是最讲实际的，由于传统小农生存方式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通常对自己视野范围内的事物、社会关系形成一种十分“精明”的自利性认识，在保护自己方面应当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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