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乡镇街道  ○

中，上万人的农民反抗事件就有二起，较大规模的有十多起。根据我的研究，这些事件基本上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事件的主题比较集中和明确。这些事件的具体诱因各有不同，有的因为在上交提留时，发生了暴力行为或死人的恶性事件；有的是村民们认为农民负担太重，由少数人出面组织上访进而发生冲突；有的因村民选举时出现了“非法”的情况，村民们为要求行使“民主权利”而集体上访；有的是由于村民们认为村级财务不清，村干部有贪赃枉法行为而采取集体行动，等等。村民们提出相应的行动口号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和“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  曾惊动中央的祁东事件，农民就是打着旗子、举着“全面落实省委[1996]9号文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万众一心抗重税”的标语、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进行示威的，进而发生了多起冲击乡镇党政机关的。     第二，组织化程度提高。少数农民利益的“觉悟者”通过各种形式，在社交圈子内寻找几个志同道合者，以宣传党和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为形式，展开宣传发动工作，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后，成立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而以具体的事件为由头采取集体行动。这些村民自发成立的组织大体上有“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有的只称为“减负代表”、“减负骨干”，等等。这些组织一般较为神秘，就是同一组织也有不同的说法，很少见到有明确的组织文件，大都以口头的方式表述意见，不许作文字记录，也不设具体的职务，特别是负责人。因为要做到“口说无凭”，“免得让人说在搞非法组织”。但事实上，这些组织内部还是较为严密的，从其活动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有组织领导者的存在。衡阳县渣江镇盐田管区文德村江东小组农民彭荣俊（退伍军人），通过在村民小组会上宣读中央和湖南省政府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提出了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等具体要求，得到了村民的拥护。他就发起该镇1xxxx（基本上保证每个村一人）愿意参加减负活动的村民召开会议。会上决定，不成立具体的“组织”，只称“减负代表”，不设负责人，由彭某担任召集人。在这一组织领导下，引发了著名的“渣江事件”。据了解，湖南省现有许多这样的减负组织，而且出现了联合趋势（他们称之为“联网”）。     第三，产生的了一批新的农民领袖并具有极大的号召力。这些农民领袖的身份特征主要是，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有

些还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的基本态度。这些组织的其它骨干在文化素质特别是家庭经济情况与这些组织领导者有一定的差别。领导过宁乡道林农民组织的是杨跃进是退伍军人，开始在村里当民办教师，他不满足校领导专权，就联络学生家长组织“家管会”进驻学校清查学校账目。这一事件的另一领导人崔罗坤本来是村民小组长，被村民推荐为村民代表，先后向乡政府和村委会1xxxx反映情况，要求解决当地村办厂矿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问题不仅没有解决，一些基层干部还动用社会黑势力对崔家进行打砸抢，并将崔打伤再押到县里拘留。自此之后，崔就踏上了漫漫上访路。在上访过程中他了解了更多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精神，并认识了一些减负方面的同行，他也就从为自己“申冤”转而组织农民开展减轻活动并成为当地有影响的人物。这些以“减负”为口号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在当地很有影响，可以说一呼百应，并得到农民的保护。有多起农民反抗事件正是为了保护这些农民代言人而发生的。如湘阴县樟树镇农民代言人张新甫被当地公安部门传讯，方面数百名群众围攻樟树镇政府，打伤多名干部，并将镇党委书记杨冬云扣押起来作为人质，以交换张新甫。宜章县干警受命前往粟源镇拘捕农民减负头面人物周炳辉，被当地农民发现后，立即吹哨子、打铜锣，迅速聚集了200xxxx人，将10xxxx干警包围。上千人还追到镇政府大院，打砸了办公室和干部住宅。桃源县组织民警和税务人员及乡干部3xxxx人组成行动队在拘留该县芦花潭乡观音岩村“聚众抗交屠宰税”的毛明达（共产党员）时，被闻讯赶来的农民包围。1xxxx民警和干部被打伤，另外1xxxx人遭受脱衣的体罚。直到当天中午，公安部门将毛明达交出后，行动队才得以解脱。     第四，反抗形式逐渐升级，出现暴力化趋向。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反抗的主要形式是写联名信，或派代表上访。到了1995年后，有些地方就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公开集会，请愿和示威，并进而与公安、政府工作人员发生流血冲突，有些事件，国家还出动了驻军。宁乡道林事件就是减负代表组织当地农民要在镇政府机关大院召开一个声势浩大的“万人减负反贪大会”引发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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