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乡镇街道  ○

关部门了为制止这次聚会，派出大批警力（最多时有100xxxx人），赶到镇政府门前的公路上设置警戒线。最后与农民发生暴力冲突，警察使用了催泪弹导致人员伤亡。衡阳县渣江事件则是镇政府以综合治理为名召开万人大会，用绳索将捉到的xxxx“减负代表”捆绑挂牌在大会亮相，激起了几千名群众愤怒，而引发了较大规模的武力冲突，群众将镇里的车子砸坏，并有多名人员受伤。     第五，事件具有传染性。农村发生的这些事件很容易从一个地方传染到另一个地方。祁东河洲镇的农民与县镇两级工作组因交建资款发生冲突，进而与司法部门发生暴力对抗，最后迫使上级政府出面清退了多收农民的教育集资款。这样，河洲农民通过与政府对抗减轻了负担的事迅速在祁东县各乡镇传播。接着引发遍及全县西部近数万农民的暴力行动，五个乡镇党政机关被冲击，共有4xxxx、7xxxx乡镇干部的人身和住宅遭到围攻和冲击，公私财产损失巨大。涟源市三甲乡数千农民在“农民利益的代言人”黄国卿领导下，以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围堵涟源市政府大门，并冲进市委书记家进行抄家，并强行接管当地公办的白溪小学，扣押了三甲派出所值班干警和副乡长。在他们的影响下，相邻的白马镇也发生冲击基层党政的事件，镇党委、政府、人大、纪委四块牌子全部扛走，镇党委书记被围攻殴打，并被剥光衣服，前来化解矛盾的市镇两级干部被扣，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     二、农村政治危机的根源     上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农村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农民反抗事件，对共和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就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年代，农民无论经受了什幺样的苦难，都很少采取这样直接对抗的斗争形式。这些事件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具大负面影响，迫使执政者和学界不得不关注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然而，尽管执政党和国家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但都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最终使这一问题成为了共和国总理感到头痛的问题。究其根源，在于这类事件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     第一、农村利益冲突加剧。  一切政治行为都与一定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目前中国农村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1、利益主体分化。一方面，国家、地方政府、农村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和农民，都成为了具有独立利益主体。另一方面，各利益主体有明确的利益取向和意识，都非常明确地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  2、利益冲突的表面化。最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农民负担加重。9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内县、乡两级地方政府出现普遍的财政危机，并最终转嫁为各种税、费、摊派的农民负担。而且，农民相对贫困化加剧。在经济上，由于受到国家强制性政策控制、市场性剥夺和技术性的限制，农业已经不是一种产业，农业经济显品长银收的格局（农产品增长和农业的总体性收入减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而且，相对于城市的贫富差距拉大。3、利益冲突具有体制结构性，显现不可调和的态势。这是说，这种利益冲突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国家为了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努力将国家行政力量伸入到乡镇，建立了超规模的乡镇干部队伍。但国家并不承担他们的费用。这样，一方面，国家需要依靠强大的乡镇体制来管制农民；另一方面，国家又要防止乡镇这架强大的机器对农民进行无限制的剥夺。传统社会的利益冲突大都表现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社区精英处于调和的中间人角色。现在是国家在调和，处于中间人的角色。  4、利益冲突的外部化。这表现在，农村社会的利益冲突，已超越了农村或农业这个范围，并表现为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冲突。农产品及生产资料的市场化交易之间的冲突。     第二，政治整合能力差，政权软化。任何政治危机，都会表现一定的权威结构发生变化。其中，国家的控制能力或政治整合能力，是这种变化的最主要衡量指标。目前，中国农村出现了政权软化现象。具体表现为：1、基层政府及干部的合法性受到怀疑和挑战。为了强化统治，政权趋向于暴力化。当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怀疑时，如果采用强化政权机器来维持秩序，会得到相反的效果。政权机器的扩张与政治动员能力并不一定成正比。扩张了的政权机器为了获得维护其运转的资源而会展开新的掠夺。国家权威受到冲击。但是，利益冲突并不一定会产生政治性的集体行动，只有当这种利益上的冲突以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对一定的权威结构产生根本性冲击时，集体行动才得以发生。在目前农村社会的权威结构中，存在着国家权威和基层党政的权威以及地方权威。在常态中，基层政权作为国家的代表者，其权威处于结构的核心位置，国家权威处于隐性，地方权威属于边缘的民间权威。由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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