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乡镇街道  ○

层党政存在大量的对农民利益侵害行为，基层政权的

合法就会受到村民们的怀疑，国家权威就很自然地进入村民们的视野。为寻求国家权威的保护，单个的村民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于是，那些能将村民组织起来的地方权威就会迅速膨胀。尽管如此，要使具有制度性意义的权威结构产生动摇，需要有一定的起动因素，这些起动因素主要依赖于具体的诱发性事件。目前，农村最为常见的诱发性事件，基层党政干部在行使职权时的采取暴力等失范行为或因此而产生了诸如死人等严重后果。  2、黑恶势力成因盛行，并在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由乡镇政府出面组织的的流氓地痞团伙横行乡里。对于黑恶势力是如何侵入到农村基层政权的问题，我作过一个专项调查。从我调查的情况来看，主要有四种方式，其一就是乡镇领导“引狼入室”；其二就是宗族和黑势力控制的民主选举；其三是经济能人的利益诱惑；其四是政治精英的“红黑蜕变”。这些黑恶势力侵入到农村基层政权后，  一方面利用“政权”赋予其的合法性欺压农民，成为村霸乡匪；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形式对抗农村基层政权，在一定的时期为了其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引发并领导各类事件。3、在国家政权体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社会权力组织。一方面，农民缺乏自身的基层组织和政治代表，在农民个体与政府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有意义的缓冲。另一方面，各种非政式组织已经出现，并在国家政权体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社会权力组织。目前主要的有，因社会治安不好而出现的农村自卫组织；生产互助性的组织；宗族组织。特别是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秘密组织。许多农村出现了“兄弟会”，“同门会”，“减税救国会”，“农民减负专愿者”，“减负代表”等等。有的则直接叫帮会。这些组织十分复杂，大都具有传统组织的诸多特征，有的组织还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第三，反体制意识已经形成。通过知识界的努力，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已经被揭示出来。农民长期受到体制性剥夺已形为了共识，并被归结为二等公民、  国民待遇、新农奴等理论。这就意味着，农民问题是体制问题，必须通过反体制才能解决。重要的是，这些有关农民处境的理论已通过知识精英传播到了社会民众。由于目前农民对社区缺乏认同，对前途失望，这种理论很容易与社会不满情绪结合在一起领导湖南涟源市三甲乡的黄国卿就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干部和农民都是父母生的，不站起来反抗，就侮辱了公民和五尺男儿的称号”。     三、如何解决农村的政治危机     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存在社会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有如社会学家默顿(r. k. merton)所说，“有关社会危机的预言往往因为这种麻木的态度而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为了不使这种危机自我实现，目前有三种解决方案。     第一，国家对策：税费改革和三个代表。     自中国进行转型以来，对待社会危机的基本态度主要采用的就是运用武装力量与政治专制手段。现在历史进步了，在民主和法制成为国家和政党合法性基础的现时代，想走出这个历史怪圈。那幺，作为主导中国农村发展的国家采取了些什幺行动来化解这些危机呢？从目前来看，主要采用的措施有四个方面：1、试图通过税费改革来调整利益结构。税改费为什幺实行不了？方法是要全国农村基层行政单位都放弃所有的非税收捐费，这些收费相当于每年九百亿元。反过来，中央政府要把农业税从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八点五。最重要的是北京每年拨款二百到三百亿元补助农村基层，用于公共设施、教育、工资和其它行政开支。但这种  “费改税”遇到严重困难，在安微的试验已经基本停止。  “费改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拿出的二百亿元补助无法支付基层政府的巨大开支。由于国家财政缓冲这一振动的能力有限，无法满足乡镇政府的要求。2、试图通过改革乡镇体制来约束中间利益阶层的强势。撤乡并镇，精简机构。可是国家却没有办法安置那些因此而闲置下来的乡镇干部。3、试图通过村民自治体制来建立农民新的管制体制。由于这种政治性授权是建立在上述利益冲突上的，因此，其本身也就变成了冲突的重要内容。4、在意识形态方面，提倡三个代表，并企图以此来约束乡镇干部。显然，这种将希望寄托在当权者的自省和自我约束基础上的改革，是否有效，事实已经证明了。     第二，知识界的主张：“给农民国民待遇”。     知识界有关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很多。其中，“给农民国民待遇”最具代表性。从有关论述来看，这里的“国民待遇”不是一般意义上所指的一个国家给予在其国境内的外国公民和企业与其国内公民、企业同等待遇问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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