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从传统文化借鉴反腐败经验是个假命题思想宣传  ○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升温和官场腐败案的层出不穷，有人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克服腐败的灵丹妙方，以至产生了一个“从传统文化中借鉴反腐败经验”的设想，而且有声响日高的趋势。从动机上，论者可谓用心良苦，但严格说来，此论却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假命题或伪问题。

“重民思想”和传统吏治文化对现时反腐败无借鉴意义

　　“传统文化”是一个意义十分宽泛、模糊的概念。客观地讲，“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内涵，对于其中所体现的人文和社会价值的意义，似不宜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但“从传统文化中借鉴反腐败经验”这个命题所关涉的，是“反腐败”这个时代问题与传统文化中的“反腐败经验”。就具体的指向而言，“传统文化中的反腐败经验”所能包含的，不外乎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诸如“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重民思想”，一是传统官僚政治文化中的吏治经验。因此，看似玄虚而复杂的“反腐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要回答，传统文化中的这两个方面是否能为当今社会面临的“反腐败”主题提供有益的借鉴，而传统文化中的其他方面似乎与反腐败这个主题无甚关涉。

　　无庸赘言，“重民思想”确实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在中国历史上，“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重民思想”，所体现的不过是一些具有政治参与意识的书生一厢情愿的理想而已，执权柄的统治集团所坚信的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骨子里是不会接受的。这种书生理想在“传统文化”中从来就处于很微末的地位，历来都不曾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更没有在专制体制下的制度设计中有所体现。中国历史上的“重民思想”与近代意义上的“民本思想”不同。“民本思想”与“社会契约论”互为关联，促成了作为近代世界进步标志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基础。中国传统的“重民思想”从来没有产生类似的结果。

　　实际上，盛行于今日政坛的所谓“人民公仆论”——人民是主人翁，官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在深度上早已超出了传统的“重民思想”。既然“人民公仆论”无法阻挡滚滚腐败之流，那么以历史上的“重民思想”，又怎能在今日的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作用？要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反腐败”这个时代命题，已经不是某一种观念所能解决。“存天理，灭人欲”式的道德自律，在一个礼崩乐坏、欲望横流的时代是不会有任何效验的。唯一可行的措施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上的约束力和法律上的惩罚力，二是保证这种约束力和惩罚力得以落实的物质力量；这两个方面互为里表，互为条件，缺一不可：有制度和法律而无保障其落实的物质力量(具体表现为代表权力制衡的政治集团)，制度和法律等于虚设，难以推行；有权力制衡的政治集团而无相应的制度和法律，则物质力量之行为无规则可遵循。传统官僚政治体制及其文化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在本质上是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专制集权政治。这种政治制度最突出的特征是严格的等级关系。在这种权力等级结构中，上对下拥有绝对的权力，下对上必须绝对服从。由此造成一个必然结果是，国家政治生活能否正常运转，廉洁高效，取决于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以皇权为代表的最高权力是否能保持强大控制力，二是这个最高权力本身能否保持廉洁。但问题是，最高权力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实际上最易腐败的，一旦最高权力腐败，整个官僚政治绝对不可能保持其强大控制力和廉洁高效，因此腐败成为不可避免之事。换言之，传统吏治制度的制度约束力和法律惩罚力，其前提是不稳固的，它没有得以落实的物质力量，即不同政治集团制约力量的保障。

　　中国历史上，所谓传统吏治经验无非是严刑峻法，如朱元璋的“剥皮实草”之类；但专制制度下的历朝历代的严刑峻法，都永远脱不了事后惩罚的老套路，而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早已充分证明，“事后惩罚”的法律制度，不管如何严厉，都根本无法杜绝官员腐败于未萌，因为它所能做到的只是对已经形成的犯罪事实实施不得已的惩罚。

　　更重要的事实是，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差不多还能做到严刑峻法，因为新王朝的建立者都是民众反抗力量的目睹者或亲历者，亲眼目睹或亲身体验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惊心动魄的强大冲击力。但是，新王朝开拓者从波澜壮阔的民众反抗运动中形成的“惧民观念”，随着统治秩序的逐渐恢复而逐渐减弱，在依靠血统继承皇位的后继者那里，其影响力逐渐消失。来自“打天下”的王朝开创者本能地感悟到的“惧民观念”，从来就没有对传统官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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