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社会学角度谈从反思性到自主性思想宣传  ○

布迪厄是当代对社会学的反思最为彻底的，他反思的对象是“社会无意识与学术的无意识”，而这种无意识既是学术性的也是政治性的，

所以他将社会学视为一种抵御性工具，以抵御各种政治倾向的渗透。布迪厄对社会学的反思首先源自其对社会学研究中理论于实践分离的体认。他对阿尔及利亚出色的人类学研究使其深切地感受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两种倾向：唯智主义偏见和学究谬误。前者忽略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忽略实践逻辑的真实存在而把世界视为旁观场景，和一套需解释的象征符号而不是需实践解决的具体问题；后者则是直接以理论逻辑替代或否定实践逻辑。针对以上两种错误倾向，布迪厄“不得不严格地反复究问我与对象的一般关系和特殊关系。借助一系列越来越趋于变成实验的‘验证''，我力求是研究者的一般关系客观化。”(布迪厄，2003：23)

刺激布迪厄对社会学进行彻底反思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感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混乱，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形形色色的“二元对立”。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宏观主义和微观主义、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机械论和目的论、结构必然性的和个体能动性的，唯理论主义和唯方法论主义等等。布迪厄认为“这些对立都是虚幻的，每一组对立中的双方都彼此强化。这些对立混杂在一起，掩盖了人类实践的人类学真相……这类二元论式的抉择体现了对社会现实的常识性观念，这正是社会学必须从自身中祛除的。”(华康德，2004：10-15)

应该说“二元对立”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泛滥与欧洲数千年的哲学思维方法不无关系。柏拉图的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的划分开启了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先河，基督教的“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分，使这种二元对立思维进一步深化，并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其获得了现实基础。笛卡尔将世界划分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我思故我在”的名言强调“我思”之主观世界能达到对“我在”的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否认这种二元论的思维传统会影响到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实证主义的思维即陷入此种思维之网之中。然而当社会学的现实基础和知识基础都发生重大变化时，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对世界的把握已经难以达到真实性、可靠性时，为什么这种传统仍然形塑着社会学的思维发展呢？

以上问题构成了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基本母题。布迪厄的反思性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征，首先，反思性的基本对象是“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其次，就反思主体而言，他反思的不仅是个体、而且是集体，由此反思社会学成为一项“集体事业”。最后，反思的目的是巩固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扩展社会科学的知识的范畴，增强它的客观性、可靠性。(华康德，2004：39)

从布迪厄反思的起点和反思的特性不难看出，其反思性不仅着眼于社会学学术的客观性、可靠性，还深深地关切社会学如何能对时代的焦虑和个人的困惑做出符合自身品性的分析、并(可能)指出一条光明的路径，而不是在各种政治倾向的框架下左右摇摆。换言之，布迪厄的反思性具有三重向度——学术向度、道德向度、政治向度。布迪厄认为这三者是内在统一的，如果社会学对人类的苦难和时代的困惑无动于衷或服务于政治权威，那其学术品性便无从谈起。所以布迪厄反对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针锋相对的……是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观念。其本质核心在于对事实与价值作严格的界分。”(giddens，1977：28-89，转引华康德，2004：52)，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布迪厄同样反对韦伯的价值中立立场。所以，要真正理解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还需回到社会学的“经典时代”。

二、客观性的追求与客观性的陷阱：反思的超越与可能

社会学诞生不久就出现了三路“路神”并存的局面——“实证”、“理解”和“批判”三种进路并行，分别以迪尔凯姆、韦伯和马克思为代表，本文限于篇幅只论说前两种范式。长期以来，人们多关注这两种范式的差异，准确讲是“对立”——社会先在与个人先在的对立，结构与行动的对立、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对立，等等。这些对立在布迪厄看来都是“虚假的对立”。虽然以迪尔凯姆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以韦伯为代表的人文主义社会学存在很大分歧，但这两种范式的对立体现了一个共同目标——社会学合法性和客观性的论证和追求。换言之，二者的对立不是根本性的，而是在追求客观性这一目标时体现出的方法论上的差异。

孔德最早将自己新建立的这门学科称为“社会物理学”，后来改为“社会学”，其最初意图就是试图借物理学之名立社会学之名，当时物理学就是科学的象征，它搭建起了恢弘的理论大厦，并形成了一套规范的研究方法。孔德试图借助社会学的这套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以达到对社会现象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