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社会学角度谈从反思性到自主性思想宣传 ○
面对社会学的这些混乱，以及知识分子的学术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等现象，布迪厄认为有必要将标榜“研究社会”的社会学本身和那些陷于唯智主义偏见和学究谬误思维惯习之中的社会学家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提倡一种“社会学的社会学”。
然而，“社会科学的混乱既是道德上的，也是科学上的，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学术性的。企图忽略这个事实，正是引起进一步混乱的原因之一”(米尔斯，2005：82)因此，只是“科学上”和“学术性”的自省，而“道德上”和“政治性”的淡漠、“中立”，则不能消除社会科学中的混乱。换言之，社会学的“反思性不足以确保自主性”。(布迪厄、华康德：2004：242)社会学理应独立自主地确立自己的社会需求和作用，而要想增强科学场域的自主性，只能诉诸旨在巩固社会科学中的理性沟通的制度性条件的集体反思与行动。而要想改革沟通结构，只能依赖一种现实主义的科学理性政治，方法是协助改变那些生产科学的领域的作用方式，改变在这些领域中参与竞争的行动者的性情倾向，从而改变在形塑行动者性情倾向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的制度机构，那就是大学。(布迪厄、华康德：2004：246-247)
在布迪厄看来教育行动具有“双重专断性”——从教育行动是一种专断权力所强加的一种文化专断的意义上说，所有的教育行动客观上都是一种符号暴力。(布尔迪约、帕斯隆，2004：13)大学不仅是生产和传播知识的机构，更重要的是生产“生产知识和文化”的机制——再生产机制——的机构。“教育行动再生产主文化，并由此在主教育系统力图保证它对合法符号暴力的垄断的社会构成中，促进权力关系、结构的再生产。”(布尔迪约、帕斯隆，2004：14)布迪厄最后将反思性的落脚点，以及实现自主性的突破口指向大学，就在于大学能酝酿一种再生产机制。
布迪厄对社会学的反思不仅是要消灭顽固的“二元对立思维”和社会科学的迷失自我式的混乱，以及这种思维和混乱所依托的知识形态。布迪厄深知，之所以“二元对立”思维千百次地被消解而又能够死灰复燃，关键在于其社会支撑和再生产机制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即“无形之网”在背后仍发挥着作用。所以只有进行釜底抽薪式的，从根本上消除“二元对立思维”和“混乱”的再生产机制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今天的大学与前文所说的社会科学一样都带有明显的“科层制气质”。而“在科层制的社会科学中，整个社会科学的努力局限于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威服务”。(米尔斯，2005：138)正是由于这种“科层制气质”及其再生产使大学相对自主的文化领地被侵占，并混乱不堪——社会科学丧失了“文化品性”，社会科学家放弃了时代使命。
布迪厄社会学的社会学就是基于以上背景提出的，它对社会学的反思从科学场域入手，进而将视野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实践之中。布迪厄社会学的社会学并没有给出消除符号暴力和社会科学混乱的“明确的解决方案”，(这似乎本不是社会科学家的职责所在)但他却为社会学和社会学家反思自身、解放自身(获得自主性)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进路。正如他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论演讲的演讲》(letureontheleture)中强调的一样——“科学的德行就是旨在解放，而这一德性无疑是所有符号权力中最不具有非法意味的”社会学家“倘若不坚信这一点，他就不可能相信社会学可以为普遍推行某种独立领域制度的自有提供可能性和必然性。”(bourdieu，1990：198，)
布迪厄“社会学的社会学”不是把反思性作为目的而是将其当作实现学术场域自主性的前提性条件。然而“社会科学面临的特殊困惑在于自主性愈益增大并不同时意味着政治中立性也随之增大。社会学越是科学，它就越是与政治相关，即使它只是一种抵御性工具，亦即充当一种屏障，抵御着那些时刻阻止我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行动者的各种形式的神秘化和符号支配。”(华康德：2004：54)布迪厄“社会学的社会学”是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前景和理性的政治前景的“双重忧虑”，在他看来，社会科学应该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文化使命，理性应该在人类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进而推进人类的“自由”。布迪厄为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勾画出的这一“理想图景”也正是后继者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安东尼·吉登斯著，1998，《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王铭铭校，北京：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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