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应当为村级债务买单——对村级债务承担主体的透析乡镇街道  ○

面将可以发挥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农民有没有义务
   　  有学者指出，有的地方由于农民对村干部的违法行为无动于衷，因而村级债务较多。而另外一些地方，农民对村干部的违法行为动辄上访，因而债务较少。是故，对村干部违法行为无动于衷地方的农民应对村级债务负有责任。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尽管我国进行村民自治多年，但村组织内部没有建立起或者说没有很好地建立起让农民自己充分表达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合理机制，农民投票选择权受到限制。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的监督权是虚置的。按照法理，以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才会真正有效。更何况，即使农民对村干部的违法行为进行上访，但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上级政府的关注程度。而在现实背景下，出于稳定的考虑，政府并不提倡农民动辄上访。在抗议成本较高，而效果很有可能不明显的情况下，农民是不会轻易动用上访或者起诉手段的。并且，具体对个体农民而言，监督是权利，可以行使，亦可以放弃。如果由于农民没有或者较好地实施监督而发生了债务，并硬性转嫁给农民的话，那么，监督实际上就变成了一项义务。显而易见，这是不符合法理精神的。当然，不能把村级债务转嫁给农民，并不是说农民在事实上没有间接地承担债务。在有的地方，农民虽然未直接承担债务，但农民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承担了村级债务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比承担帐面上有形的债务更可怕！有的经济发达地区，由于没有债务，农民应交的税费往往由村垫付，且村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事业建设，反过来又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提高。而在村级债务多的落后地区，村干部整天忙于还债，没有精力亦没有财力来进行水利兴修、公路修建等公益事业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农民收入的提高， “三农”问题在这里成为真正的难题。如果不能缘因监督不力而让农民承担债务，那么，可否依据农民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而让其承担呢？有的地方提出，既然承包的土地被征用后，农民可以获得相应补偿，与之对应，当村里负债时，农民理所当然地就要承担责任。于是，出现了农民把户口迁往城镇时，村里进行掣肘，非要其分摊了一部分债务后才给办理手续。笔者对这种观点和做法同样不敢苟同。理由是：第一，集体资产盈余的分配与成员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能完全按照成员进行。在现实条件下，当集体资产盈余，农民迁往外地时，一般并不能分享盈利。如果负债时要农民承担的话，显然违背了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第二，不能以承包土地被征用后要予以农民补偿费作为抗辩理由。给予农民土地使用权，是保护农民生存权的需要，而生存权又属于人权的范畴，人权是不可侵犯的，在任何社会均应得到保障。所以农民基于土地使用权而获得补偿费不是依据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而是生存的需要。即使硬要适用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此处的义务也仅仅是指根据国家的规定缴纳相应税费的义务，而非偿债的义务。很显然，税费和村级债务不能等同；第三，从人口数看，随着生老病死、参军、入学等情况的出现，村人口始终处于发展变化的不确定状态，债务不好分摊。如果硬要现有的人口承担以前的债务，显而易见对这部分人是不公平的，违背了法律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公平、正义；第四，即使农民已经入股，但其承担的是有限责任，即以自己的出资额为限，超出部分与其无关。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农民对村级债务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当然，农民对于村级债务不需要承担责任，这是相对的。由于个体农民的原因而导致村级债务的增加，农民对此应负责。例如，尽管现在有的地方在减免农业税，但对于减免农业税以前依法应由农民承担，而实际上是由村垫资支付的税费，由此形成的债务农民自己应承担。依照《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在签订承包合同后，如果因为外出打工或种田比较效益低下不耕种而任意抛荒的话，那么，该承包田上产生的相关税费应由农民承担。即使现在在减免农业税，但法不溯及既往。
   　　四、村干部可不可以脱掉干系
   　  一般而言，一个村负债较少原因可能有几个：一是位置偏远，上面来人较少，招待费不高；二是未贯彻上面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指示而盲目兴办企业；三是未大举借债兴修水利、公路及办公楼；四是村干部道德优良、作风正派，不利用权力假公济私。但事实证明，不负债或者负债很少的村非常罕见。这种现象固然与上面的体制及错误决策有一定的关系，但某些村干部本身的原因亦不可忽视。村干部本身也是“经济人”，有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因，天生就有内部性和自我扩展的动力，凭借权力寻租以满足个人利益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村干部自身导致债务增加的不道德行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某些村干部借口上级达标升级的要求，去做那些明知不会产生效益却可以为自己带来业绩乃至索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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