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晰农地产权是解决9亿农民增收的首要问题乡镇街道 ○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在确立农地集体所有权的问题上，党内外曾经发生过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由于当时还存在着许多理论上的误解，对土改后出现的所谓“两个积极性，两极分化，两条道路”做了错误判断，由此造成人民公社“理想”试验不断延续。实际上，从我国古代的农业文明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土地私有制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它的优点是：
（1）私有土地的产权比较清晰，具有自我保护的约束机制；
（2）私有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具有适度规模的经营机制；
（3）农民租赁私有土地的多样性选择，又具有一定的激励机制；
（4）在封建私有土地制度下，每当人地矛盾激化时，农民会主动地限制家庭人口规模扩大，具有控制人口增长的自我约束机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农地私有制有利于加强9亿农民对土地权益的自我保护 [4]。因此在倒掉洗澡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孩子”。
建国55年来经历了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大包干及第二轮土地延包等xxxx农地制度大变革，都是由农民平均占有或平均使用土地。新中国农地平分机制逐步形成得以延续，至少有五种“硬性”的制度约束。
（1）以传统村落为单元，由农户直接占有或使用耕地的历史地域界限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2）平分土地刺激农村人口快速增长，反过来加剧人地矛盾激化，并造成人地比率下降和农地细碎化经营，导致土地报酬递减和边际效益下降；
（3）国家土地征用制度规定直接造成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单向转移到城市国有土地，致使农地储量净减少，严重侵犯亿万农民的土地权益；
（4）二元户籍制度和二元就业制度又把亿万农民长期固定在有限的耕地上，进一步加剧农村人口就业压力，已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制度性障碍；
（5）国家法律严禁土地买卖，长期关闭农地交易市场，极大地限制农地资源自由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导致市场机制在配置农地资源中失灵。由农地平分机制向市场机制的整体性转轨，是下一步农地制度改革惟一的正确途径[5]。
（一）关于农村土地“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中国封建土地分配制度不公平是不容质疑的历史事实。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只做到同一村落内部分配土地相对的“公平”，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几千年历史遗留下来村落与村落之间、乡镇与乡镇之间、县与县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相差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地域限制。因为土改是以乡村为单位平分土地，即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和主要财产以及所有祠堂庙宇等公地由农会接收，连同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距离上远近搭配，使所有农业人口获得相对均等的土地所有权。而我国历史上却是以“计口授田”的办法均平土地，即各地都执行统一的分配标准。譬如战国初期魏国贤相李悝称：“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再如唐代的“百亩授田制”规定：凡有劳动能力的农户都可以领取百亩之田耕种，各农户劳动力与土地是在差不多固定的比例下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土改并没有真正做到各地农民初始的分配“公平”，又使农地使用过于零星分散，导致出现一个现代的“超小型”农业社会。令人玩味的是，mzd早在1943年发现“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陷于永远的贫苦”[6]（p931），也正是由他推动土改运动使全国耕地变成细碎化经营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土改结束后，由于每个农户的经营技术、管理水平、资本积累、心理需求、价值趋向不一样，加上各地农户使用土地的数量存在着很大差距，这必然要求耕地自由的流转。因此在1950年6月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中央认为新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仍然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其实质是把中国农村土地从地主所有制改变为农民所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曾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家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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