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晰农地产权是解决9亿农民增收的首要问题乡镇街道  ○

商户共同联手，利用国家征地制度中存在法律上和政策上的漏洞尤其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模糊”的便利，大肆圈占土地搞所谓的“开发区”，侵吞农民的经济利益以至个别的乡村干部把集体土地卖掉之后农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怪现象。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明确提出，要改革现行的国家征用土地制度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真正做到这一条，重新制订或修改有关国家征地制度方面的法律法规是必须的，但必须要首先明确农村土地财产权的问题。只有进一步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才能够把国家法律制度约束力与加强农民的土地权益自我保护有效地结合起来。我主张，以推行农民宅基地普遍私有化为突破口，全面开展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度根本性的大变革[14]。至于有少数学者担心农地私有化后可能会有部分农民“漫天要价”，而提高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甚至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我认为是不必要的也是多余的。
   　　目前，我国土地所有权分布的现状据1996年全国土地资源调查数据分析，国有土地面积占53.1xxxx，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面积占46.1xxxx，尚未确定土地权属的面积占0.6xxxx[15]（p38）。其中，国有土地资源储量中大多分布在西北和东北高寒地区，如西藏、新疆、青海、黑龙江、甘肃、四川等省国有土地面积的比例分别高达99.5xxxx、97.5xxxx、88.5xxxx、71.2xxxx、58.1xxxx、55.5xxxx。今后我国提高国有土地资源利用水平，对于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来说，一方面，要求进一步明确城镇国有土地资源的归属，即城镇国有土地资源属于全国人民所有，由国务院直属的国土资源部享有城镇国有土地的全部产权，以便于利用全国统一的“城镇国有土地资源税”杠杆来调节城镇国有土地资源使用中的“公平”问题；另一方面，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城镇国有土地资源使用中的基础性作用，以便于提高城镇国有土地资源利用的效率和经济效益。而对于城镇以外的非耕地国有土地资源，包括现在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一切非耕地资源（如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道路等公益性土地），一律收归国家所有，由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履行国有土地所有权的法人代表地位，并依法加强对国有非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生态保护。因为：（l）马克思指出：“森林是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只有在森林不归私人所有，而归国家管理的情况下，森林的经营才有时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于全体的利益。”[16]（p697）（2）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公益性土地资源都归国家所有，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3）建国5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出现了许多“无主”的大面积空闲地，使社会成员非法占用“四荒地”、滥垦滥伐公有山林以及过度放牧等现象不断发生却又屡禁不止，这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现象和沙漠化蔓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尚未确立起非耕地资源归属国家公有的法律地位，造成国家、集体与农民之间“土地产权模糊”的现象。因此，今后要进一步完善国有土地资源法律保护的制度体系，科学制订国有土地资源总体整治的规划方案，有计划地组织实施，依法加强对非耕地资源有效的开发利用和生态保护，加强政府监督和执法力度，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要以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动力，逐步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公益型和以市场融资为主的商业型“双轨制”运行的模式，进行国有土地资源开发的有偿使用，依靠中央政府财政补贴、金融扶持与利用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综合性政策措施，有计划、分步骤地恢复和开发“原始自然性”的非耕地国有土地资源。
   至于可耕地资源，这是历代政府与

农民之间矛盾最集中、争论最多的焦点问题。时至今日，土地问题的核心仍集中在产权归属的问题上。因此，首先必须要明确：
   　　（1）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所以会出现所谓的“三农问题”，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农地制度“产权模糊”的问题迟迟得不到彻底地解决。正如国际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德尔博格所言：给农民以土地的所有权，他们会把沙漠变成绿洲；如果让农民以租赁的方式来经营土地，他们又会把绿洲变成沙漠。这表明，农民对土地制度安排有着理性的反应和明确的要求。
   　　（2）农业合作化以后，部分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冒着“杀头”的政治风险一而再、再而三地搞“包产到户”试验，足以证明“农地私有，家庭经营”的确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一个难以磨灭的重要特征。
   　　（3）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由于当时“左”的干扰仍在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意识形态氛围很浓，致使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国家与农民之间不得不做出妥协和让步，其结果是只能选择不触动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半截子”农村改革。到20世纪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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