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晰农地产权是解决9亿农民增收的首要问题乡镇街道  ○

人所有，允许自由买卖、出租、典当、抵押、继承等。这是对我们党早期制定的一系列土地政策做了系统性总结，也是土地革命延续、扩展和进一步深化。从总体上看，建国初期农地产权清晰，地域边界明确，生产经营自由，收益分配自主，真正把农地所具有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既有利于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和培育土地市场，又为新中国农地市场化道路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二）关于农地私有化导致“土地兼并”与“两极分化”的问题
   　　解决现实的土地问题，必须重新认识历史。“人地矛盾→小农经济→土地买卖→地主兼并→两极分化→农民战争……”像这样的历史叙述公式，几乎成为我国历史学家们反思历史、明鉴教训的一组定论。于是，“均田免粮”、“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农民起义口号，又成为历代仁人志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在全国广大农村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平分土地”运动，之后又接连发生像“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这样的政治性运动，试图切断自秦汉开始到清末两千多年间耕地始终在“国有→私有→国有→私有”三轮大的循环，以避免再次出现历史上封建政权屡次兴衰交替的“千古历史之迷”。然而，持续半个多世纪“平分土地”的结果是：农地平分机制（核心是所谓的“集体成员权”以及由此带来的“集体博弈”）直接刺激农村人口快速增长，反过来又使农民人地比率下降，直接造成农地经营细碎化，导致土地报酬率递减和边际效益下降。土改是它的历史起点，农地集体化隐含着平分机制，“大包干”和第二轮土地延包实际上更是彻底的“平分土地”。目前，全国已有1/3的省人均耕地面积小于xxxx，有66xxxx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半亩，而联合国确定土地对人口最低生存保障线不低于0.xxxx。这说明，我国农地“福利化分配”趋势日益明显，耕地保持静态的“超小型”经营方式已经被固化。特别是改革开放26年来，官商勾结一起钻国家征地制度“漏洞”，侵占农村集体土地面积高达1亿亩以上，使农民的土地权益净流失至少20000亿元以上，造成全国失地农民有400xxxx人以上。此外，由于我国长期坚持产权模糊的“土地公有制”，还造成大片国土沙漠化、水土流失加剧、森林覆盖率下降、生态环境恶化……
   　　人们不禁要问：土地，作为传统农业文明的第一生产要素，曾经给人类带来长期的安宁和保障，缘何会在当今的中国变成这般模样？！其实，从“土改”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继续搞第二轮土地延包，中国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但农地市场化改革模式至今还没有与世界接轨。我国始终走不出“人地矛盾”与“农地市场化”困境的症结，在于我们对历史解读的错误和僵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不想再去做历史追问，因为那是大学问家看家的本领。这里仅借助日本这个“鲜活的实例”来说明问题。日本是一个“弹丸小国”，人均拥有耕地面积只有0.031公顷[7]，相当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的1/3。因此日本农业的基本特点是：土地零星分散、产权私人所有、经营规模家庭化。1952年日本《农地法》规定，每个农户土地规模最高限额为3公

顷以内，并严格限制农地流转。到1961年日本政府重新制定的《农业基本法》开始提倡土地转让和相对集中，放宽对土地所有权流转的限制，并试图通过政府提供优惠贷款的办法来帮助农户购买土地，扩大家庭经营规模。而日本农地经营规模从户均0.8公顷扩大到户均1.2公顷经历了近35年[8]。1980年到1993年的14年，日本工业现代化水平已十分发达，而日本的农户土地规模“纯集中率”只提高了11.xxxx[9]。由此可见，尽管农业规模化经营是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农地规模集中却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更何况我国山地占3xxxx，丘陵占1xxxx，高原占2xxxx，盆地占1xxxx，而平原只占1xxxx。像这样的土地资源分布状况，即使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也难以很快地搞成集中规模经营，再说当今的中国9亿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了，随时可以寻找到更多、更大的就业选择空间，没有必要死守住过去的“一亩三分地”。总之，现在仍然人为地设置障碍以阻止推行农地私有化，实在是既误国又害民之举。
   　    （三）关于农村土地“福利化分配”与“国家粮食安全”的问题
       　如果说土改后发生农地私有化“变异”和改革开放之初只能搞“大包干”都是由于长期受到极“左”路线干扰的话，那么到1999年农村搞第二轮土地延包时，仍然始终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不变并在2003年3月1日颁布实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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