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下的“三农问题”解决思路乡镇街道 ○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 三农问题 权力控制 产权契约
农业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发展滞后”和“产业弱质”的一般共性，但中国的“三农”问题同时又是贫瘠的资源禀赋和中国在建国初期为实现国家赶超战略——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后发工业化进程——而实行“以农辅工”政策的产物。这些因素所导致的“三农问题”在最严重的时期却遇上改革攻关、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新经济等挑战，同时又与意识形态和改革路线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当前中国改革中一个深层次的待解决矛盾。
一、“三农”问题的产生渊源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野下，我们通过分析三个问题来回答渊源问题并引出分析全文的切入点。这三个问题是：建国初期为何要实施针对农民的歧视性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如何得以顺利实施？如今为何解决“三农”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重点？ 首先，建国初期实施针对农民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当然是符合执政党最高层（政治家集团）的理性思维——制度设计取决于政策收益和成本衡量和比较。在封锁和封闭的国际环境中无法吸引外部资金和资源；农民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土地革命中一直是受益阶层，这时，“抽肥补瘦”是自然的选择；最重要的，政治家集团是迫切需要通过实施国家赶超战略可能获得的经济、军事安全以及国际环境中的政治威望。因此，歧视性制度安排得以出台。第二，执政党、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关系所导致的对政治国家权力的控制缺失是这些政策实现的条件。三位一体关系所具有的特征是：党领导国家，党的路线上升为国家战略，党充当国家的核心部分，党无论是在主张抑或是组织方面都渗透到社会和个体中去并为之提供精神价值体系。在这种关系框架下，政治家集团的理念通过自上而下、由执政党组织内部向外延伸的方式得到全社会认同和参与，并形成广泛而深刻的全民动员。这样，在缺乏受损阶层（农民）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牵制条件下，歧视性制度安排被确立并不断强化。对于第三个问题，政治家集团的理性思维同样起到主导的作用：经济上，农业的萎缩、农村经济的困窘和农民收入的微薄使得宏观经济缺乏持久的推动力和协调性；政治和社会因素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层的稳定和支持与否是关系国家政治前途的一个重要变量，这些因素要求不能再对已处于建国以来最严重时期的“三农”问题漠然处之。
综上所述，缺乏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是使得中国“三农”危机比一般工业化进程中农业问题更严重的根源，同时，政治家集团的理性思维在国家、社会、政党三位一体的格局中往往对制度供给具有统摄全局的影响，它对中国“三农”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都将产生重要意义。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下对“三农”问题的渊源进行剖析，其必然要求我们为之提出的政策建议和措施也相应的能够经受住这种分析框架的检验和审视；同时，由于政治家集团和政府的理性思维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必须将其纳入分析框架中并使两者有机结合。
二、权力控制和政治家理性思维的和谐统一：解决“三农”问题所必须面对的命题
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社会等级和政治等级高度同一，国家“直接等同于社会”，⑴“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⑵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结构逐渐解体，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离和对立。这里，作为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人性基础——人的利己本性决定了对保障和确立私有产权的需求，它需要人与人之间形成利己的、不受制约的契约关系这一市场交换基本实现机制，并要求其普遍化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形态——全部社会生活都按照它的内在机理和逻辑来构造，包括经济伦理体系、社会法权体系以及政治制度的基本理念等诸方面的设计和建构。
相应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重性造就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命题——权力控制的重新诠释。这是因为，一方面，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契约关系的普遍化决定了近代国家的性质、功能和结构：“国家，作为社会契约的产物，是市民为了保障和实现自己利益而构造的政治体”；⑶另一方面，市民社会的独立及其法制化，对于牵制和控制国家权力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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