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下的“三农问题”解决思路乡镇街道  ○

没有农民的作为个体的参与，市场经济始终是不完整和局部性的。政治民主和市场一样，也必然建立在注重个人利益和价值的基础上，“当个人由市场中的卖者或买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利己本性不会发生变化”，⑺以产权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体系，在私人利益的整合关系中，得以形成以实现个体私有财产权利的确立和保障为中心的市民社会组织，并最终确立个人利益相互协作和制约监控政治国家的社会机制和社会结构，这是西方政治学中的经典理论脉络，并且在中国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互动中具备适用性和参照性。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下，以产权变革为先导所形成的持续性制度变迁所最终达到的理想状态就是形成一个具有自觉权利意识和自主能力的“新农村”。“新农村”是指这样一个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概念或领域：农民个体、农民群体、农业企业家、农业金融信贷机构、农业服务机构、关注农业的知识分子群体和独立媒体、农民社团、农业研究和智囊机构以及农民利益集团形成
   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不受国家非法干预的相对独立的私人领域；在这个领域，他们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和私人目的而活动，按照市场机制与其他个体发生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国家承认私人在这一领域中具有独立性和自由的合法性，除了依法加以必要的规制和干预外，不加干涉；这一领域中，私人利益形成多种社会集团和社会组织。它们对于争取和维护私人利益，协调多元利益冲突，排斥政治国家的非法干预具有重要功能；这一领域内部，以及这一领域与其他领域结合的纽带和主要机制是产权契约，以产权为依托，在双方的共同同意下，以契约的形式规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在履行义务的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同时保证别人利益要求的实现，其使命是保护所有权和私人的自由；同时，“为了保证自身的政治利益要求，使社会利益得到国家的承认和重视，推进国家民主化进程，这一领域又是公民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发表政治观点、对政府施加压力，推举自己的政治代表，参政议政的场所和领域”。⑻总之，这个领域指的是包括以上所有个体在内“独立意义上的人”，“按照契约型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⑼
   　　五、政治家集团和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定位——塑造“增量”改革思维
   　　实施产权变革是否一定能够达到“新农村”这一理想状态？理论分析只是廓清产权变革和“新农村”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性。现实中，这一关系能否成立，起重要作用的变量就是政治家和政府。其原因是：
   　　首先，正如前文所述，在中国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建构过程中，政治家与政府具有的独特属性，可使得其在产权以及其后一系列的变革中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一种是积极主动地去适应和扶持；另一种是消极等待甚至是阻碍和扼杀；其次，农业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发展滞后”和“产业弱质”的一般共性，政府为之承担的责任和努力程度直接关系到其损失大小，这一情景已被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所证明。因此，认为实施产权变革之后，“三农”问题迎刃而解、“新农村”可以自动生成的观点同样也是不适当的。各国历史已经证明，土地的大规模产权变革是一把“双刃剑”，解决的好，可以促进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发展；解决的不好，不仅不能解决原有问题，反而会催生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震荡。
   　　由此，政治家集团和政府在产权变革过程中，以及产权变革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应以“增量”改革思维为指导定位自身的功能体系。其含义是：产权变革一方面会导致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阻扰；另一方面，对政治国家而言，产权变革所引致的最终变化——市民社会的诞生和成熟——会导致自身权力的削弱和活动空间的缩小：“革命者最终会革掉自己的命”。这时，执政党组织和政府（包括政治家集团）必须拿出胆识和勇气，坚定继续变革的决心，面对变革中可能或已经出现的变数，不能怀疑和退缩，相反，必须采取更积极的政策措施予以预防和补救——在持续的制度创新和供给中推动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政治国家的存在和稳定这一最大的政策收益才会得以实现。借用一句名言对“增量”改革思维进行总结，那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目前来看，政府的功能至少应该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组织和实施一个公平和公正的产权变革
   　　陈锡文（2002）以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为例，认为土地私有化之后会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从而引发剧烈的社会震荡。⑽陈锡文所提出的观点实质上反映就是由政府组织和实施的产权变革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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