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下的“三农问题”解决思路乡镇街道  ○

经得以实施并产生较好的效果，比如说取消农业税。但是，农业税的取消是因为其符合政治家和政府的理性思维：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并由此得到的政策拥护是远远大于政策成本的，这是因为农业税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是远远高于其在政府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两相比较，收益成本不言自明。而其他一些政策建议是否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呢？以“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带动论”为例。试想：面对占人口总量绝大多数、总体生存状况趋于恶化的农民阶层，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多大的直接效果？即使有，为使这一效果足够大到能相当大程度的缓解“三农”危机，它需要政府不是稍微的、而是相当大的增加针对农村的扩张型财政支出，在现行财政收支状况紧张、财政风险较大的情况下，这是否可行？对政治家和政府来说这一政策的实施成本是否能接受？同样，这一缺陷还体现在针对“就业”、“社会保障”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不是说这些政策对农民毫无作用，而是只有在局部地区（经济较发达、人均收入较高；或是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技术水平所导致的产业的比较优势等等），这些政策措施才有较为明显的效果和较小的政策成本。放在全国范围内，其能否实施或是效果如何令人置疑。因此，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政治家和政府理性思维：在学术研究中参杂了过多的道德倾向和观念——因对农民阶层的同情而不自觉地将思维角度始终局限在如何维护和增进农民利益上，缺乏政治家和政府理性——农民利益这一关联性的思维方式，导致忽视了对政策本身的可行性和适用性的考察。
   　　（二）制度层面的政策和观点因缺乏自我强化和演进功能而无法对解决“三农”问题产生战略性功能
   　　现有的针对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城乡二元分割、农民利益保护等方面进行的制度安排由于缺乏能在社会体系内部产生自我强化和演进机制的制度特征，从而也就无法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提供战略性和诱致性的功能。他们回避了如何铲除“三农”问题产生机制的问题或是对这一问题认识不足，从而对权力控制这一命题也无能为力。举例如下，取消了城市中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用工制度，如何能保证新的、更隐蔽的制度不会被推出？或者，当政治家在“三农”危机缓解后，面临新的利益结构调整要求和社会重组问题时，政治家会不会重新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无法保证不会将社会作为其实现其特殊利益的工具，也不能保证不会将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对立起来，甚至以抽象的“公共利益”代替甚至否定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离开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离开了社会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控，无法保证国家不会异化。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起点和终极路径
   　　综合以上分析，在当前可以推出的政策安排就是农村土地产权的进一步明晰化：把农民对其承包土地的使用权直接转化为其所有权，享有包括租赁、转让、抵押等在内的完整权利。 
   　　在符合政治家理性思维方面，这一制度安排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显著的政策效果从而大大缓解“三农”危机，首先，土地要素市场化后，一方面，农民因可以有偿放弃和让渡土地从而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源或者说是一个对自身的保障，另一方面，有条件的种田大户（个体或农业企业）通过租赁土地扩大经营规模（农业经营成本降低，机械化程度提高、规模效应），出租土地的农民或返聘当农业工人（农民数量减少），或从事加工、销售行业（产业升级、城镇化出现），并且这些现象的产生有其内在逻辑必然性因此远比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地把上述“现象”当作“手段”和“目标”式的政策推进要合理的多。其次，它可以消除现行两大错误的制度安排：（1）土地产权的明晰实质上废除了现行“征地、补偿、批租”制度对农民的盘剥，使得本应是农民转让和租赁土地的产权租金变成某些政府部门、房地产商和基层政权领导“权力租金”的现象得以遏制；（2）消除“两不经济”，“两不经济”是指土地行政管制中的低效——大都市因为行政控制过严、土地供给普遍不足导致的地价过高，可能步香港经济之后尘；而许多小城镇，却同时因为行政控制松弛，使得那些没有什么效益的工业和城镇建设项目，大量滥占了农地。简单概括，一头严重浪费城市化的机会，一头大量浪费农地。⑹
   　　在建构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农民一跃成为“有产者”，对农民塑造自身理性自律、责任和权利意识并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独立个体，推动形成独立成熟的市民社会，乃至最终完成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监督，是否具有内生的启发和诱致作用？答案是肯定的。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生成的经济基础，同时，没有产权的契约化，农民始终无法外入市场经济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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