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下的“三农问题”解决思路乡镇街道  ○

重要的价值和功能。首先，市民社会发达、自治和法治化限制了国家权力的运作范围；其次，市民社会各种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的独立、发展和壮大可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利益集团并获得发言权；再次，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在内的独立的知识领域为依托，可以利用“公众舆论”形式对权力运用实施监督和控制。最后，只有成熟、独立的市民社会存在，才能使政治国家领域中的代议制民主具有主体和成为可能。
   　　纵观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其总的逻辑进程是：人的利己本性——产权契约——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尽管，这种关系是适应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生成的，但是，在市民社会的逻辑起点和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制约、监控作用这两方面具有内在机理的普遍性。当然，我们不能忽视逻辑前提上的不一致所带来的重大差别：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政治国家是推动建立一个具有自觉权利意识和自主能力的市民社会的核心力量。这似乎产生了一个悖论：权力主体推进制衡权力自身的他物发展，或者说，政治国家推动其对立面——一个能够监督和制衡国家权力的现代社会——的确立和成熟。正因为此，这在现实中似乎是不可能出现的。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当前在局部领域相当大部分程度上的出现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和对立的现状。
   　　原因是：参与变革的多元力量，特别是执政党组织和政府一方，当然是具有其特定的理性，确切地说，政府政策是基于其理性判断而采取或调整。但是，政治家理性是有缺陷和短视的，这种不完全和不充分既可以是知识的有限性这一人类的共同特点所导致的对未来的非理性预期；也可以是由于参杂了对自己或集团利益的考虑而产生的非最优化决策。理性思维关心的是中短期的政策收益与成本的衡量与比较，但改革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改革之初全然未曾出现的新的因素；改革会在相当程度上创生出自我强化和自我运行的新的机制，而这都是政治家的理性思维所无法准确预知和判断的。也就是说，初始性的改革之后，萌发的新兴力量“会在‘改革了的’制度安排中与这些制度安排继续互动，从而以结构性的力量使得改革范围扩展到原本未设定改革的某些领域；‘改革了’的国家出于各种原因而创设的新制度安排不仅生发出与其创设愿意不尽相同的后果而且不得不考虑新的制度安排，这样，一方面，其社会治理技术也不得不在这样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国家自身的改革合乎逻辑的持续下去。”⑷
   　　在明确了西方市民社会逻辑起点和功能，以及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演进过程之后，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就变为：能否推出一项制度设计，并最终达到权力控制和政治家理性思维的和谐统一。这是因为：只有符合政治家的理性思维，即：在中短期内具有较高的政策收益和较小的成本并有助于缓解乃至根除“三农”问题这一危机，这一制度设计才可以通过国家这一强制体获得生命力，其次，最重要的，这一制度设计能为权力控制命题的解决提供终极路径，从而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并防止类似问题再度出现。
   这就要求：它必然会引发制度的持续创新，从而可以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特定的互动关系：个体日渐获得自身的独立与自主，特别是经由各种手段争取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开始有意识的通过结盟等方式与国家开始博弈以进一步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包括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制），从而最终为政治国家的对立面——市民社会的确立和成熟铺设道路。正因为此，它必须是建构“市民社会”的核心要素，且在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迁中具有自我强化和自我运行的能力。
   　　三、对现有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观点和制度安排的评价
   　　针对“三农问题”所提出的见解和主张不可谓不多，有学者归总，从论点和思想的高度出发至少有7种，它们包括：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刘修民、宫希奎、李昌平等人提出的“农民利益保护论”；陈锡文和许经勇等人的“城乡统筹发展论”；陆学艺、郭树清等人的“城乡、产业结构调整论”；吴敬琏、温铁军和樊纲的“就业优先论”；林毅夫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带动论”；晓亮的“市场化带动论”和王健等人的“城市化推进论”等。⑸这些主张相当大程度上被2004年中央1号文件吸收和采用，并引起学界普遍赞扬和期待。这些政策建议和安排都具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下，其不约而同的存在一些缺陷。
   　　（一）相当一部分“技术层面”的解决思路因缺乏“思维关联性”而与政治家理性相悖
   　　“技术层面”的解决思路是指政府通过在财政支出、税收结构和转移支出等方面实施的“多予少取”式的不涉及制度层面的政策作法。这其中，一些政策建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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