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我国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从刑讯逼供现象引起的思考思想宣传  ○

的相互关系，以及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与司法权力的分工和制约，其诉讼程序按客观和理性精神运作，公正性不言而喻。刑讯逼供与封建纠问式诉讼下的有罪推定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从而与无罪推定原则在内容和精神上存在根本性冲突：刑讯逼供实质上是国家追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通过刑讯迫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有罪供述，以此作为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这实际上是在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是将本应由控诉方承担的证明责任强加给被告人承担，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的责任规则强调控方举证的基本要求，违背“不得强迫自我归罪”的国际准则。
   第四，刑讯逼供可能动摇法律的权威。法的价值的实现在于法律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运用。一部法律，即使制定得再完善，如果得不到支持与贯彻，永远只能是一堆废纸而已。法律的贯彻实施关键在于公民法律至上的信仰，公民对法律的极大信任。而要使公民树立这样的信仰，法律就应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为出发点。法律的运行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等，且重在执法和司法。刑讯逼供则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可能使其丧失对法律的信任，同时在社会上引起严重的后果，可能使犯罪嫌疑人周边的人也对法律能否保护自己产生怀疑，认为“信仰法律，不如奉承执法者”。一旦法律的至上地位丧失，也就没有什么权威可言了，这样法律终将成为一纸空文。
   (三)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
   现代法治国家都有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我国的法律也不例外。但是，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却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
   １、法律制度方面
   第一，“如实回答”义务的不合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９３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句话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如果不“如实回答”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如实回答”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开口说话，如何才能使其开口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使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问话予以回答，也面临着其回答是否“如实”的问题。“如实”的判断标准和依据是什么，又由谁来做出判断？如果侦查人员认为其没有回答或其回答并不“如实”，没有尽到“如实”回答的义务，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必须承担所谓的不尽义务的责任，并受到相应的惩罚？就意味着侦查人员可以据此采用极端的手段迫使犯罪嫌疑人说“实话”？
   《刑事诉讼法》第93条“但书”规定：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看起来似乎犯罪嫌疑人享有一定的沉默权，是针对所谓的“如实回答”义务所享有的权利。但是法律并未对什么问题“与本案无关”做出明确的规定，亦未规定由谁确认，是侦查人员还是被讯问者？遗憾的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侦查人员总能使尽其浑身解数使其所提的问题与案件有“关联”，被讯问者仍要遵守“如实回答”义务。由此可见，此项“但书”不仅没有保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反而成为侦查人员冠冕堂皇的法律依据之一。
   第二，侦查活动监督不力。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侦查活动合法与否进行都督，但是，侦查机关的绝大多数侦查措施都是自行决定的，且法律并未规定检察院可以在侦查过程中派员在场。因此，检察机关这种所谓的监督是极其不力的。而由检察院自行侦查的案件，其侦查权力则更为强大，对于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无需经任何机关同意便可自行决定逮捕。同时，为了减少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保证侦查、起诉工作顺利进行，对于侦查活动也是不允许媒体进行报道的，即使享有特权的律师，在我国，不仅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无要求其在场的权利，就是要会见犯罪嫌疑人也不是那么的自由。[9]所以整个讯问过程是在秘密状态下完成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曾经遭到过刑讯逼供，外人根本无从而知。而遭到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即使在法庭上以曾遭到刑讯当场翻供，他也很难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审判机关最终还是以证据不足为由，认定犯罪嫌疑人曾在侦查机关所做的供述是合法有效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从而做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判决。这客观上就为刑讯逼供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更为实施刑讯逼供者壮足了胆。
   第三，证据制度的不完善。口供具有取得容易，证明价值高等特点，历来都被称为“证据之王”。一份如实供述的口供，无疑是极佳的证据。在尚未获取其他重要证据的情况下，口供的作用和意义更加重大。不仅解决了犯罪嫌疑人否认犯罪的问题，侦查人员还可以从其供述中获取其他线索，并进而找到其他的证据，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正因为此，口供深得侦查人员的“喜爱”。要获取口供，而犯罪嫌疑人不肯从实招来，怎么办？“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刑之下，则要啥有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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