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我国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从刑讯逼供现象引起的思考思想宣传  ○

   对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立法者希望能借此减少办案时对口供的依赖，从而减少刑讯逼供。但是，这条规定其实并不完善。口供总是以书面形式存在的，并不能如实反映犯罪嫌疑人是否遭到过刑讯逼供。而且，我国法律并未规定，根据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获取的证据是无效的，因此，侦查人员可以通过口供中具体的犯罪情节，获得其他的证据材料。这样，口供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同样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事。
   2、认识观念方面
   第一，历史包袱沉重。在漫长的历史中，我国一直走的是重人治轻人权的道路，刑讯逼供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合法的存在着。就连包青天包拯也把刑讯作为看家手段，动不动就“大刑伺候”，声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解放后，尽管在法律上刑讯逼供被加以严禁，但刑讯逼供的思想依旧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生活。
   这种错误思想之所以会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实体、程序孰轻孰重尽管目前尚未有定论，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对程序公正价值的评价却很值得我们借鉴。他说：“程序公正是司法追求的目标，程序是诉讼的游戏规则，只有依据程序进行的诉讼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诉讼。”
   第二，司法工作人员法制观念淡薄。有些人认为刑讯逼供尽管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是它有利于查明犯罪事实，挖清余罪，客观上提高了侦查的效率。然而刑事诉讼必须以公正为基础，而非一味地追求效率。还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对于那些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来说，他们不但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拒不交待，对于这种人进行刑讯逼供是完全合情的，也是合理，但这种思想完全忽视了犯罪分子也具有合法权利。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问话固然应该如实回答，但如果以此为借口，此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话，这不但有违人道主义精神，更严重的是它将动摇法律赖以存在的规范性基础，使人们对国家的权威产生动摇。
   第三，人权和人权保护观念的淡薄。在长达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中国人权及人权保护观念淡薄。我国的人权和人权保护观念的承认和接受的时间不长，有关人权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宣传、教育也开展不久。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10年、20年内，由于西方强国蛮横在加以抵制和封锁，长时期地被隔离于国际社会之外，这种国际环境和外部局势特别容易激发中国人民自我保护的民族主义情绪，再加上教条化了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使中国人民、领导国家的政治力量以及国家权力体系，始终对西方国家包括西方的人权价值观念保持必要的，甚至是高度的警惕。作为一种民族意识，一种法律文化，在我国缺乏历史基础的情况下，要想在短期内彻底改变，形成深厚的人权观念和人权保护格局是不可能的。
   总之，刑讯逼供现象之所以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长期存在，是由于人们尚未意识到它对社会整体发展的危害性，由于因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毕竟是少数，因此这些人的感受和呼声便常常被淹没而无碍大局。但是，社会的个体权利与价值已经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法律日益成为调整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主要手段的情况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必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出于对法律的信任和对公正的追求，人们不仅不会漠视少数人被侵犯的权利，而且会设身处地地想到在同样遭遇时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必须看到刑讯逼供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刑讯逼供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而且侵犯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根基。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今天，刑讯逼供现象已经成为破坏司法公正、侵犯人权，从而影响依法治国大局，甚至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三、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
   我国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问题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签署了一系列的有关国际公约，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10]；加强了国内立法，如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刑法》中规定“刑讯逼供罪”；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扩大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范围等；加强了执法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然而，从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可以看出，在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方面仍旧存在很大的不足和缺陷，仍需做更大的努力。从背景上分析，既有现行诉讼制度的不健全，也有传统诉讼观念的消极影响。对此，完善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机制可以从制度完善和观念更新两方面入手。
   (一)制度完善
   第一，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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